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10)

理性的“傻瓜”：
从内在满足到理性选择
市场是一个社会系统，在市场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换只要这种交换符合双方利益来追求个人利益。比如说，我喜欢冰激凌，但手里只有苹果，而你有一品脱冰激凌却喜欢苹果，我们就可以交换，而且彼此都会更加开心。苹果也许对我来说更好一些，可我真的喜欢冰激凌，这点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一个市场里，人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方式追求着个人利益，用的是内在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理性的个体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会做出高效的选择。所有市场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能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之间自愿进行交换，这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早期的个人利益计算是在希腊哲学家们那里发展起来的，彼时的市场栖身于国家的阴影里，而个人利益计算很少涉及交换或商业价值。希腊人享乐主义的演算是边沁式功利主义幸福考量的前身。
18世纪和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们在笔下借用了享乐主义的演算对柏拉图进行挞伐。他们认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乐和福利，而非柏拉图所说的，福利的中心是品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自然以及理性的行为皆由愉悦和痛苦决定。人们总是想着把快乐最大化，把痛苦最小化。这是用效用来替代快乐和痛苦的一小步。后来功利主义者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任何给人带来满足的目标都包含在内。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对价值缄口不语，对目标保持中立，对方式却滔滔不绝。它对价值缄口不语是因为重要的是我认定什么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对我有利；它对目标保持中立是因为重要的在于我的满足感是否增强了，而不在于要达到什么目标；它对方式滔滔不绝是因为在给定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选择，这才是唯一能够评价的。随着话语的转向，我们来到了现代。

杰里米·边沁
作为效用性或满意度最大化的效率与用来描述生产力增长的效率迥然不同，但两者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混为一谈。生产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标准如工人们平均每天能生产多少个别针，而功利主义的论断依靠的是内在标准满意度、效用性。也许在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大幅度削减了效用。举个例子，以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比10年前燃烧更多的煤炭以产生更多的能源，但是因此而来的雾霾笼罩使得乡村的乐趣大幅降低，如果对我们而言乡村的乐趣比生产力提高更为重要，那么效用就被削减了。如此一来，生产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用个人利益追求定义的效率概念比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要宽泛得多。两者根本无法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