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8)

生产力概念的发展与效率分开进行，但又紧密相连。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吃更多的食物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上去了，却并不意味着效率就一定会增长。生产效率更为苛求：它要求投入的成本在这个例子里指的是生产更多产品的工人们的饮食保持不变，不过各种投入的混合方式可以改变。如果要保持效率，面包的花费不会比土豆高。或者在一个更为严酷的世界里，生产效率要求生产保持不变，但是工人饮食的成本要降下去。在加拿大，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要求卫生保健部门在提供同等数量的医保服务时削减餐饮成本。
生产效率分析有赖于对完成某一单位生产任务所需资源的成本进行量化、测量以及比较的能力，还有对所完成工作任务的量和质进行测量和评价的能力。测量的任务要求很高，不过如果市场定价可以当作这些复杂的测定手段的替代物的话，测量的任务是可以操作的。价格的比较很容易：我们知道一条面包和一蒲式耳土豆的价格，就能轻易比较其成本。生产效率分析往往会忽略许多未能预期的后果，包括生产的过程以及产出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如此，在生产市场所需的私有产品时，这种评价既可行又能反映问题。当我们将生产效率的概念应用在公共产品上时比如医保、教育、安全的水、良好的政府就会发现，此处的挑战相当艰巨。如何测量和比较柏拉图式高尚居民或者其公正的政府的产出？这恰恰是20世纪初的改革者们奋力尝试解决的问题。
如果效率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人体机器、工业机器以及工业工人，那么从逻辑上看自然也可以拓展应用在政府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地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让改革者们大伤脑筋。在教育领域，市政厅政治控制了学校管理者的人选，用于支付给学校建设及教师的资金则是当地政府政治派系角逐缠斗的目标。党派政治以及“首脑控制”控制了教育、市政服务以及城市居民所需的其他所有地方公共产品的议事日程。被这些腐败现象震惊了的改革者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无能和失败是党派斗争和机器政治的结果，是错误践行民主的结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一个高效的政府。可别以为我们当前公共生活中语言的市场化是个新鲜事物，或者认为效率语言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市场术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
在效率的名义下，改革者们要求由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择优选用的机构提供市政服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提出政治和行政之间应该泾渭分明：虽然当选官员理应在一个民主社会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应由专业的行政人员管理。在美国有五十多个城市成立了市政研究局有些是私有的，有些是准公共性的。于1907年创建纽约市政研究局的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曾惊恐地抱怨：“几乎无一例外，所谓的改革政府都强调美德而不是效率！”可想而知，如果柏拉图地下有知，会如何看待这句怨言。艾伦的研究团队会站在路边，观察市政职员们填补街上的凹坑以及设计改善效率的方法。更切题的是，该局的职员们有先见之明地把效率视作责任的必备前提。我们随后会看到，他们没有认识到效率与责任相遇的那片土壤地形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