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6)

19世纪早期人体能量的研究者们认为人是超级高效的机器。德国生理学家埃德蒙·蒙克（Edmund Munk）认为“人体马达”与其他机器相比是“最完整的力学机器”；其他机器热能转化为动力时消耗达90%，而人体在做功时只使用了40%的化学物质。这些19世纪的生理学家指出，在“最省力法则”人体能量转换的内部节约原理的作用下，人体能够达到极高的效率。
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工作的奥古斯特·肖沃（Auguste Chauveau）仔细研究了人体肌肉的工作机制，研究出生理学的“最省力法则”。他认为，收缩的肌肉拥有“肌肉特殊的、绝对完美的弹性……适用于肌肉做功所期望的功能性目标的结果”。肌肉做功的节约性暗含着效率原则，这使得“人体马达”总是能选择“最节约的过程”。这些人体能量的早期生理学研究使用的语言和意象让人印象深刻。人体宛如一台机器，一个人体马达，但是比人类制造的任何机器都更为高效。这些19世纪的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体内有一个转换能量为做功的高效系统。效率并非外部强加而来，并非异类。我们的效率是固有的、天生的、非凡的。效率是我们的属性；从“我们的属性”到“我们的身份”，这是自然的进阶。
一旦我们开始把人类视作天然高效的机器，就离管理科学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不远了。科学化管理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机械工程师们进行的数学和技术运算。工业革命时期热力机器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赋予效率研究以精确性。工程师开始用“效率”这个词来表述机器产生的无用能量与有用能量比。他们借用早期的物理学法则，把“有用”这个词引入了描述效率的词汇里。“有用性”这个概念里内嵌的是一种价值判断。
与这些早期的机器效率研究并行的是对人体机器的分析。研究人体马达工作效率的生理学家开始了对时间和运动的阐析。他们通过计算每个单位功所需的能量和时间，把功分解成可衡量的最小单位。虽说他们的计算早已过时，但个中原则对今天研究时间管理和生产力的学生而言并不陌生。
工业场所的科学管理带来了新的福音，20世纪伊始时，宣扬这份福音的最著名的讲道者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站在厂房里，手里拿着纸和时钟，观察着工人们，心中笃信每个工人的每个行为都能被归纳为一个机械原理，然后可以提高效率。泰勒认为，更大程度地“保留”人的精力，可以让一个工厂或公司的产出最大化。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更富成效，劳动的成果也可以分享，这样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卓别林曾在他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里入木三分地讽刺了装配生产线以及工人们受到的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