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4)

市场的存在促成了劳动的分工，其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分工做到非常细致。一个乡下的工匠可以是马车工匠、房屋木匠、广场建筑工或者是一个制橱柜的、雕木头的，每一件这样的活计在城里都可以成为单独的生意。
斯密并未担心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会影响集体利益。他著书立说于工业革命早期，非常有信心通过市场的作用,即通过那只隐形的手把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和集体利益和谐地统一起来：
我们享用晚餐并非仰仗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善意，而是仰仗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自爱，与他们的交流也绝不要谈及我们的生活必需，而应该谈对他们的好处。
个人的邪恶成了公共的品德。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却能让集体控制个人的过度欲望，提升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对公共产品思考的分水岭：公共产品可以通过市场里高效的私有交换来获取。随着工业革命和生产自动化的到来，效率完全地嵌入了公共意识以及公共话语之中。

工业革命。图源网络。
虽然我们把效率的概念和现代生产以及机械时代联系起来，但它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了。在古希腊人眼里，效率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而不是目的。远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柏拉图已经就劳动分工提出了一个论断，乍一看与亚当斯密的观点非常相似：“如果每个工人都只做适合他的工作，就能完成更多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更加出色和轻松。”不过柏拉图在劳动分工的分析上与亚当斯密的差异性远远重要于他们的相同之处。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里，根据理性或者说正确思考的推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源自其与生俱来的个体天然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每个人适合某种特定的任务。柏拉图的劳动分工说指的并不是个体参与有效的交换，而是指人力资源的有效组合和使用，以期接近那理想的国度。每个公民通过扮演其在社会上最有效的角色就会变得道德高尚；理性的最高力量决定了每个个体适当的角色，当个体接受了其角色后，社会就极为接近理想中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