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3)

各种案例不胜枚举。最近参议院社会事务委员会敦促工作重心从社会开支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该委员会的用词令人印象深刻：委员会成员们尽力描述了一个社区的愿景，强调社会正义对加拿大公民的重要性。然而他们非常刻意地选择使用“社会投资”这样的话语来宣传大都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价值观。该委员会的报告是以企业家的惯用语和市场的隐喻写就的。
最近有一些对维系公民、 创建社区的社会纽带的分析，其中不乏类似的词汇更替。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公民参与，即公民们聚集在公共空间参与到公共话题里来，是创建“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指的是对信任和互惠的期望，这对民主政府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同样，此处的用语让人大开眼界：构建社区所需的密集关系网络成了“资本”，也就是一种可以耗尽或者可以积累，可以高效投资也可以荒废的资源。这样的意象作为公众性情的度量颇有揭示意义：效率语言被用来保卫社会。不知什么缘故，使用市场的语言比使用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语言更容易被人接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美]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著，王列/赖海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如果说关于效率的话语随处可见在私人生活里，在非营利的领域里，在公共生活里，那么作为概念的效率使用的场景则大不相同、内涵迥异。正如前文所说，效率并非新的概念，而是可追溯到古代，那时候市场的重要性还无法与国家匹敌。理顺效率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有助于我们抓住那些仍穿插在公共讨论中的线索。我认为至少有三条重要的线索：效率在客观角度下被视为富有生产力的机器，在主观角度下被当作内心的满足，以及在国家无能为力时，市场发挥效率的可能性。我们当前的效率讨论正是由这三条线索编织而成的。
辨析“效率”：
富有生产力的机器
现代效率概念的发端，正逢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兴起和18世纪英格兰商业活跃之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观察了工厂里的别针生产过程之后明确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别针的生产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比如剪线、磨尖、拉直等。斯密计算过，如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所有的任务，他一天最多能完成20枚别针。然而如果把这些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工人，工厂里的每个工人平均每天能生产4800枚别针。斯密揭示了市场和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