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13)

斯密和边沁提出的普遍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在过去是在现在仍是非常激进的。这些概念的初衷就是颠覆当权派的政治威权。有很多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当代对国家的批评者，都把个人利益追求看作遏制那些追求荣耀和光辉的君主、贵族和宗教权力最有希望的手段。伴随着个人利益的追求滋生了“自由的”市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这是“能抑制统治者们的独断专行和过度权力游戏”唯一可靠的办法。有些人（比如亚当·斯密）认为留给政府的空间极小，而功利主义者们（比如杰里米·边沁）则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对控制政府的“无生产力”的传统精英阶层进行攻讦。由此开始了一段轻声哼唱的副歌，到了我们的时代这段旋律竟然发展到令人崇拜的高度：效率成了攻击公共产品提供方即政府的暗语。
功利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还有一个元素，在我们当代人听来也是一个不成调的音符。如果所有个体都有能力追求个人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历史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睿智地指出：“只有少数人拥有继承得来的特权，但每个人都有利益……所有个体都受个人利益驱动的说法其实就是让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个体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为优越。
功利主义者的这个计划赋予了个体更大的力量，而且对人类的能力高度乐观。普遍性个人利益追求的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倘若能获得所需信息，个体就有能力做出理性的或者是高效的选择，或者说，我们最清楚什么对我们自己最有益。我知道在漫长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冰激凌比苹果更好。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假定显然是论证人类自由、个体责任以及人类媒介与选择的有力论据：它不仅能论证效率，也能论证效力。
无论个体作为个人利益驱使者的概念有多大局限性，也无论这个概念有多少缺漏，它确确实实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乐观意识和能力意识。个体有能力代表自己以及代表他们所在的社区采取行动，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需要这种乐观与自信，我们能在公共产品这个问题上做出该有的判断和选择。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有效力意识。
原作者 | [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摘编 | 王青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