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

原作者 | [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摘编 | 王青
今天，人们对“效率”的痴迷早已弥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生活领域，各类高效工作法与时间管理工具成为都市青年囊中必备之物。譬如番茄工作法、青蛙理论、GTD工作法长期流转于工位之间。离开了工位，进入私人领域，我们依旧无法摆脱“效率”幽灵。刷剧要倍速、做家务要听播客，连餐厅等位也不忘快速回复几条微信朋友圈。
现代人为何如此痴迷“效率”？在新近出版的《效率崇拜》一书中，作者贾尼丝·格罗斯·斯坦以公共教育和全民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为切入点，为我们检视了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迷思。
斯坦指出，效率的原本含义是“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因此，效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有目的的手段与方式。当效率本身成为目的所在，被赋予固有价值，甚至被认为是公共生活中首要目标的时候，效率崇拜就形成了。在斯坦看来，当下社会对效率的迷信不仅转变了国家角色，也形塑了人们对选择权及公民责任的看法。
以下内容摘编自《效率崇拜》第一章部分内容，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效率崇拜》，[加拿大]贾尼丝·格罗斯·斯坦著，杨晋译，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效率崇拜：
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
对效率的需求比比皆是。在我们的私人生活里，公共生活中，富贵阶层，赤贫社区，要求效率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确保我不是在想象中处处听到或读到“效率”二字，我装备了一台崭新的高效的电脑，里面配备了一个更高效的全新搜索引擎，借此我在众多广受尊敬的已出版文献里搜索“效率”这个词。1990年关于效率的索引有8527条，到了2000年，已经超过5.5万条。由此看来，在过去10年里关于效率的写作增长了近700%！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曾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评估该省高中后阶段教育机构的行政运营情况。最近出台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该省的大学是加拿大大学中行政运营开支最少的。此报告认为，安大略的大学总的来说是高效率的。在哪些方面高效呢？我很纳闷。它没有就这些大学提供的教育质量给出数据，也并未发问，与行政成本相比，大学给予学生的教育该有多好，才能让安大略的学生以及公民得出成本效益高的认知？它并未发问，在哪些方面高效？为了谁而高效？它只看重低廉的核心行政成本，以其为固有目的，并将其定义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