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2)

这种把效率视作本身固有目的的痴迷并不限于局部一隅。在与加拿大远隔重洋的索马里、卢旺达、塞拉利昂和苏丹，非政府组织（NGO）正在为数百万流离失所、深陷暴力冲突的人们提供食物、水以及基本的医保服务。最近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的研究几乎清一色地在呼吁他们“做事情”应该更加高效。但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加拿大观察家挖苦说：“比什么效率？要比福特汽车公司效率高吗？还是要比日本交通部效率高？”在不同的人类活动圈效率显然会有不同的含义，衡量的标准是相对的，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纪录片《美国工厂》（2020）
效率的量度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方面有效率？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应对，恢复安全的供水和清洁的饮用水，搭建应急医疗帐篷，预防流行疾病，提供急需的食物，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社区重建非政府组织能高效地完成这些任务吗？它们中的每一项都需要各种统筹安排，需要招纳各类专业人才以及调动不同种类的资源和行政支持。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方承担起了本应是政府承担的传统职责，如果我们想理性地评论它们的效率，必须先了解它们想完成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结合它们所面临挑战的难度和所制定的目标来衡量它们的行政成本。
在了解非政府组织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后，我们还需要了解它们完成目标的质量是否足够好，效率是否足够高。如果我们只把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看作总耗费的一部分很多人作如是观，我们的分析就有谬以千里的风险。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效率的分析法会严重扭曲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安排，因为他们会被诱使着去降低行政成本，不顾当前任务的难度。事实上，降低行政成本会危及非政府组织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安全、妥善工作的能力。不理解非政府组织更大的目标，不理解它们完成任务的好坏，仅仅发问“非政府组织有效率吗？”这无异于截去了一部分重要的讨论内容。
如同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效率的话语不仅渗透了私有的和非营利的区域，也进入了公共部门。在公共领域里，我们越发把自己视作“消费者”，我们的领袖们和我们的公共机构亦如此看待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期望政府和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能高效到位，期望我们的“付出能有回报”付出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同样期望就好比市场条件下的消费者一样能对享受到的服务表示满意。市场的话语已逐渐延展至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