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5)

在柏拉图的设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效率是政府通过理性而实现的美德，效率的目的就是美德和公正。劳动分工带来的效率概念里内嵌的是一个责任概念，即公民对的责任，对政治社区的责任，以及对公民的责任。效率思考与价值观以及责任密不可分。这个概念与现代的效率崇拜反差之大，没有哪个其他概念能与此相提并论。
三个英语单词，“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efficacy”（效力）皆来源于拉丁语动词“efficere”。这个词包涵了效率的各个维度，并未脱离大语境而集中在单一方面。“efficere”从拉丁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带来改变，实现目的，产生效果”。只有在现代我们才会把效益、效力和效率分开，必然的结果是我们的公共讨论变得断裂而贫乏。
随着现代科学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对我们自身的可能性的观感，效率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起始于12世纪，延续直至天文学思想勃发的16世纪，那时伽利略对时间和运动的研究为之后把人视作机器的观点埋下了种子。这种人即机器之说与机器的发明和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机器包括机械钟表和印刷机，有着精确度量、标准化且可更换的零部件。
机器的发展和改进拓展了人类可能性的边界，先是要控制，而后要统治自然，并且激活了关于效率的讨论效率能提高生产力，能以同样的成本几乎无穷无尽地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只有一种高效的速度”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精妙的机器神话分析中如是说，“只有一个吸引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想要的尺寸，；只有一个理性的量化目标，。”机械世界观造就了用来描述可衡量、可量化以及可生产之物的语言。机器越发接近人类，而人类越发接近机器，结果是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新的工厂语言。渐渐地，这种语言满溢出来，渗透到我们对自己、对工作管理的描述里，最终渗透到对国家本身的描述中。

《技术与文明》，[美]刘易斯·芒福德著，陈允明 / 王克仁 / 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