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院往事：180天的重逢，115年的流变(3)

1937年成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到1941年时，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76座影院。同年，另一日伪背景的中华电影公司成立，并很快控制了106家影院，其中54座用于放映日本影片。
在此不利局面下，国产电影和民族影院仍然实现了重要突破。
在需求侧，作为民族意志载体的电影，因为这一时期票价水平的大幅下降而快速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以上海为例，当时的新兴工业基地——闸北和曹家渡地区，就曾经历影院数量直线攀升、观影消费迅速普及的阶段。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区域内工人群体的普遍休闲方式。
按1930年代上海社会局的调查数据，工人家庭平均每户的年娱乐花费为2.4元，约占家庭总开支的0.5%。而上述地区的闸北大戏院、山西大戏院、奥飞姆大戏院等影院，票价最低在2角左右，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看12次电影。普通工人去影院观影，既不必再受交通不便之苦，其家庭经济能力也足以承担。
在供给侧，1943年上半年，北京最卖座的10部电影，均出自中国影人之手。这一时期，以恋爱为中心或所谓”大题材中国电影“的作品，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压迫下，仍然折射出中式的道德图景、民族影像和家国梦想。不仅不同于好莱坞，也与日本电影机器的价值观有明显反差。
在成都、重庆，以往只对娱乐片感兴趣的观众，开始喜欢题材严肃的国产影片，《桃李劫》《空谷兰》《风云儿女》等影片“连映十余日“，受到人们的热捧。在广州，但凡有抗战影片上映，影院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事变》《淞沪前线》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动荡年代中，影院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社会价值。电影的大众化普及，与国产电影的逆境突围，为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影院也因此成为了，象征社会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

狂潮上演的舞台，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跨过近半个世纪，影院再次进入一个急速演化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