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的战争

当来自新经典的编辑老师发来约稿邮件时，我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间已经接近十年了。
熟悉我译作出版的朋友基本上都很清楚，近年来，由于专注于德文经典名著的译介，我已经很少接受当代英文作品的翻译请求。少数接受的作品包括约翰·勒卡雷的新作《鸽子隧道》与《间谍的遗产》，阿莉·史密斯的意识流小说等——前者是世所公认的英语间谍文学大师，后者则是出版作品不多却已被誉为“剑桥著名小说家”的英国文坛新秀。英语在他们身上已经不能算是一门普遍使用的语言，而是作为验证方法论的工具，以一种“独凿金矿”方式跳着人们难以轻易模仿的舞步。可是，本书作者苏珊·奥尔琳作为一名长期为《纽约客》杂志撰稿的记者，笔下所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英语：是那种供普罗大众每日阅读的报刊式英语。国内读者对苏珊·奥尔琳的了解可能仅限于一部名为《改编剧本》的电影，这部影片以元电影的形式完成了针对苏珊那本畅销书《兰花贼》的影视改编幻想，但这一切也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亲爱的图书馆》所以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除了我在第一次阅读时就已强烈感受到的电影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选题本身：《亲爱的图书馆》是以1986年4月29日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纵火案为叙事线索，将人类文明聚焦到洛杉矶图书馆建馆史上之后，再娓娓道来的一本杂谈小书，内容涉及到图书馆运营的方方面面。作为图书馆人，其中许多看似细微末节、外人难于理解的地方，我却能马上与自己的图书馆联系起来——这种超越一般常识之外的“理解”，令我产生了微妙的亲切之情。国内的图书馆人自然不少，英文译者数量或许还要更多，但能够译图书馆故事的图书馆馆长，恐怕没有几位。因此，在得到约稿邀请之后，我很快就同意了：如今本书早已译完，对于当初的决定，也并没有什么感到后悔的地方。可以说我是幸运的，但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惭愧，因为在完成译稿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诸多意外，原本约定的交稿时间延后了许多。
也得亏编辑老师的体谅与鼓励，让我在作为图书馆人的至暗时刻咬牙挺住，坚持了译者这重身份，才令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