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庆节是圣节的进一步深化，是当时控制臣民精神领域的有效手段(3)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功能，朝廷便将圣节和庆节正式纳入了礼制的范畴，成为治理天下的法制仪轨，也成为宋朝皇帝强化皇帝权威或处理危机事件时礼制天下的有力工具。
2、圣节及庆节制度化的理论依据究
其实，礼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儒家特别强调且不容忽视的，这就是对人情的考量。关于“缘情制礼”“称情立文”的原则在先秦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礼记·问丧》：“此孝子之志，人情之实也，礼仪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又如《坊记》曰：“礼者，固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丧服四制》曰：“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司马迁也在《史记·礼书》中开篇就申述了这一原则：“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表明儒家制礼作乐的根本原则是依据人之常情制定，礼乐制度设定的目的就在于上能与天地神明沟通，下当以确立社会的人伦法度，使人性情达到中正，以节制万事万物。
3、圣节及庆节制度化的成果
后世的统治者们在继承儒家统治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儒家制定的相关礼仪文化，参照先秦古礼而作适当的变通和重新修订，最终制定出适合本朝的礼仪规范。

如北宋前期宋神宗对祭祀礼制等礼典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编修，后期宋徽宗继续对北宋的礼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期间郑居中等奉敕编撰的《政和五礼新仪》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礼制成果，《序》中谈到礼和节的作用时也说到“礼缘人情而为之节，其用正人伦尊卑，定人道秩序，成教化、移风俗，其和至于广乐，其大至于天地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