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亚当斯密《国富论》，从道德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引言

斯密的《国富论》是对社会基础的极广泛质询中的一部分。自从教会不再对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等问题提供无可置疑的一系列答案之后,这本书就与道德哲学这个努力发现使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基础的课题密不可分了。
所以,应该把斯密的经济学视为对曼德维尔和他之前的霍布斯的回应,也是对重农学派或重商主义学者们的回应。可是到了斯密去世后半世纪左右,政治经济学虽然依然由脱胎于《国富论》的框架主导着,却渐渐独立于道德哲学了。它获得了更加“科学”的特性,吸引了一群激进派,其中很多人希望不借由“神”的指点来解释社会现象。
理解这个变化需切记,在这个时期,这门学科是同政治息息相关的,面且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斯密面对的政治经济问题中,有大不列帝国与美洲殖民地(尤其在贸易和税收政策上)之间的关系,有断引起的内贸与外贸限制措施,还有为了防止饥荒而对食品市场进行的适度干预。
18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当人口增长率提高之时,贫困问题及其缓和方案也增多了“穷劳工”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描述可能属于新一类的劳动者,他们手脚齐全又有工作,却无法过上像样的生活。(人类倒是从未怀疑必须向老幼病残提供公共援助。)18世纪90年代公布的“斯宾汉姆兰制度”就是与低收人者购买的面包价格有关的补助。

这些补助的资金来自地方税收,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个制度压低了工资,反倒加剧了贫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相继发生的历次战争(173~1815年)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大革命提起了人们对于共和主义的恐惧心,尤其17年的战争爆发之后,人心不定成了英国统治阶级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
战争还烈的经济问题。1797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英国当局中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直到1819年以前,还在使用纸币。中止兑换之后的15年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增加了,物价上涨了。粮食价格上涨是个特别的问题,它增加了水业金,扩大了耕地数量。农民和地主发家致富了。与此同时,人们渐渐明白,“制造体系”正在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