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典传统，谁才是真正的“敌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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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之下的华夏正典
在东亚，日本人很早就观察到西方近代科学和传统儒家的不同。他们不像希腊人遇到犹太人时那样迟钝。
丸山真男在《读文明论论纲》以及《福泽谕吉其人与思想》中指出，福泽谕吉发现了西方科学核心人物培根的真相，并且以此提出了日本的“实学”。随后日本展开了浩浩荡荡的现代性理性国家的建构，当然也由此区分了“文明”与“非文明”。虽然丸山真男很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自然观”的转变，但或许如他的老对手子安宣邦在《徂来学讲义》前言中所批判的，丸山真男始终戴着“黑格尔的眼镜”。子安宣邦也许是想摆脱这种主体性的语言，恢复日本传统的真实样貌，但是显然一种单纯警惕主体性话语的行动，最多就是建造一种防御性的亚历山大长城，而不是真正地去挑战这背后的思想对手。
有趣的是，日本本土的资源，包含原有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在这波现代性进程中被彻底“清算”，反而如丸山真男所言那样，成为了新局面的积累，一种古层论（外来文化的叠加 形成日本本土的层层资源）的低音。这就使日本在二十世纪虽然也有本土的虚无发端（这种发端可能一方面来自《源氏物语》，另一方面则是西方虚无主义），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以及因反思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但始终都保有强大的本土性，这使日本不至于成为一种纯粹的“虚无的否定”。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也开始尝试着接受着从天下秩序到普遍历史的转变，例如廖平的《地球新义》尝试处理了从平面到地球的全新叙事，敏锐地抓住从球形（Geometrico）到球体（Geometrisch）的转变。在企图抗衡西方的全球语境与科学观的同时，廖平关键性地把握住了“尊孔”这一华夏的核心要素。其后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虽然尚能掌握尊孔，但在许多方面却逐渐流失华夏本有的核心，特别是康有为对于进化论的推崇。这种从晚清至五四对自家传统清零的倾向，是否能解释此后西方堕落灵知主义与中国自身虚无的否定性相结合，对于正典传统的摧毁？
日本人对此颇为敏锐，西顺藏在《从无生成》中就指出，1920年代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面临真空的困境。西顺藏认为人民作为“无”可以进行否定的反抗，“无”的反抗固然可以作为对帝国主义话语的反抗，这种反抗是抵御借助战争技术、而以国际面貌还魂的欧洲传统空间叙事。然而这只看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压迫，却没有看到另一种更深层的虚无主义。鲁迅笔下的阿Q，终归只是一种无，他不是古典中国的社会精神状态，而是一种被彻底剥空后的空洞，并不能承担抵抗之后重建正典之重。这种反抗，并不是如近藤邦康所言从“奴隶”走向“人”，而是从“人”走入一种彻底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