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典传统，谁才是真正的“敌人”？(4)

这种对正典的积极反对，与其说是犹太人的主动“阴谋”，不如说是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必然的后果。犹太人自身的拯救叙事与基督教的线性时间，如何达成一个平衡？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救赎”，此是展开罗森茨威格和柯亨的线索。
对柯亨而言，犹太民族可以加入基督教的线性历史之中，并且可以成为这种线性时间的终点。相比于伯林仅仅是以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来为犹太人争取喘息的时间与空间，柯亨的方案显得更加激进：民族叙事与犹太弥赛亚合二为一，犹太人承担了线性历史中救赎的肉身使命，自己成为了弥赛亚本身。
罗森茨威格则认为，基督教的线性时间是一种有理数的绵延，自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终末，是从一个历史过程到另一个历史过程。犹太教的救赎则是一种无理数，一种陌生的、象征的符号，上帝已经与犹太人建立了约的关系。他在对伦勃朗画作《雅各的祝福》的论述中，将这种记忆模式称作祖父-孙子的断裂传承关系。由此，罗森茨威格一方面能够赞同黑格尔的历史线性与民族国家的普遍历史，同时保留了犹太人的独特性：犹太人在这种线性时间之外，他们进入了未来对现在的象征之中，他们已处于等待中的救赎。
03
两种正典的保卫者？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的后半部分，讨论了沃格林与施特劳斯这两位二十世纪哲人的角色。从犹太哲人到沃格林和施特劳斯，林国华逐步说明了与灵知主义真正合适的相处模式。
林国华认为沃格林是一位正典的守卫者，他负责警惕真正的负典，猎杀“堕落灵知”。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如果进一步讨论，则沃格林的对手会迎来替现代性辩护的布鲁门伯格，两人必然会有一场精彩的交锋。沃格林的“命名”与布鲁门伯格的“隐喻”大不相同，前者具有圣人立法的气势，后者则像是幽暗处的灵动，对事物“命名”的交锋背后，或许凸显了是否将命名化身为一种精神意志的展现与认知，而这也正是一种灵知-弥赛亚主义的特征，因为灵知的表现正在于词语系统的认识论转向。从一种约法关系，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辩证法历史。波特莱尔的巴黎只有“恶之华”，一种人造机械的氛围，没有真正的星辰，这或许是本雅明呼吁回归原初的理由，为了那真正的星辰，只会在历史的断裂处显现的星辰，这也是本雅明“新天使”的阻拦行动。沃格林正是警惕这种精神意志，从而企图恢复各时代的理智意识。
这是一种类似于维柯的尝试。
施特劳斯抵御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努力，在一些事情上是明显的。比如反对历史主义，这本身就是为了保留历史的原初性，避免历史哲学所代表的那种牛顿式的、线性的、机械的史观与背后的那种无限性。这种无限性，背后就是对古典自然观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