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靠什么宣布“死亡”？现代医学史的那些光辉和失败(10)

《好医生》（The Good Doctor，2011）剧照。
这位父亲，也是病人的医疗代理人，并没有犹豫太久。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等待病情的确切答复，似乎已经想清楚，如果他的孩子可以开口说话，会替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不希望像这样活着。”父亲告诉我们。病人的女友抱了抱他，把头埋在他的衣服里。这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年轻人就要不久于人世了。
我在病人父亲的脸上看到的不是痛苦，而是慰藉。终于，他的孩子可以摆脱折磨了。虽然他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他十分清楚不会再发生什么：呼吸机和传呼机、脑电图探针，以及各种各样的检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事情都更加简单了，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死亡。我们转身离开房间，留给他们一些空间，并开始考虑进行“临终拔管”的时间，即病人脱离呼吸机的最后一步。正当我脱下白大褂、摘下手套时，病人的女友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我们本打算最后再提出的问题：“他总是愿意帮助别人，可以让他捐出器官吗？”
我完全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他还没有脑死亡，我本以为在这个时候讨论器官移植只是白费力气。无法宣布脑死亡，我们又怎么能完成病人最后的愿望呢？主治医生的话打消了我的担心：“可以，有办法。”

《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1945）剧照。
的确，有一种办法。为了不让我们忘记，死亡还有另一种方式：心脏停止跳动。心脏停止跳动是最可靠的死亡，连小孩子都能用手指搭在手腕做出判断。但我还是力求谨慎，那些历史争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莫过于，即使是心脏停搏的死亡，也躲不过愈发严苛的临终检查。
原文作者/[巴基斯坦]海德·瓦莱奇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