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伤痕：不要再问被家暴的她们“为何还不离开”(8)

与此同时，当意识到自己是被塑造成施暴者，而不是天生喜欢施暴，这一点也使施暴者如释重负，且往往这一刻，才是他们真正产生改变的开始。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尾声：
在暴力升级前制止暴力
回顾整个案件，社会干预的缺失在其中起了加速性的作用。蕾切尔·斯奈德认为，以警方为代表的外部力量之所以对事件本身轻描淡写，除去“家暴”定义中“家”概念对暴力本质的弱化与模糊外，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的社会也缺乏适当的培训机制，无法在暴力尚未升级时提前加以制止，或者说缺少更为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
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界定暴力的升级。根据数据统计，扼颈通常是亲密关系凶杀案发生前的最后一项虐待行为，可在实际诊断中却很难发现。受害者经常无法记起自己被施暴的全过程，复述具体情景时也用词模糊，不断改口变更具体细节，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意识，这些在外界看来很像在“撒谎”，但其实是脑损伤的症状之一。而当医疗机构或警方仅仅凭借是否有明显可见的伤痕作为判定依据时，许多受害者的创伤就被低估了。诸如失忆、声音嘶哑、小便失禁等不明显症状应该更多被纳入对受害者的问询和检查流程中。

电影《隐形人》剧照。
一旦暴力被识别，如何保护受害者就成了更为切实的问题。在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设立的庇护所曾是为解决家暴问题的第一次全国性尝试。它既可以是旅馆里一张过夜的床，也可以是居民区中由多个家庭公用公共空间的独栋住宅，为的是给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和孩子提供一个摆脱过去生活的可能。但是数十年的实践中，这种“庇护所”常常会变质，提出庇护申请的受害者大多被视作“救济金的领取者”，由于资源分配受限，获得庇护的代价可能是辞职、远离家人朋友，以及孩子离开熟悉的学校等。这些场所甚至会明显标识隶属反家暴机构，身份的标识可能招致心知肚明的异样眼神。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是更加关注受害者自主权的“过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