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文学小史(9)

从流亡文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苏联时期和当代的关联，而将两个阶段分开来的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学者将1990年代后的文学追溯到布巴布（Bu-Ba-Bu），布巴布的三个主要人物是尤里·安德鲁科维奇（Yuri Andrukhovych）、维克多·纳波拉克（Viktor Neborak）、奥勒桑德·爱尔文兹（Oleksander Irvanets）。和布巴布同期的还有诸多小团体，他们统一被称作布巴布一代。布巴布由三个乌克兰词汇拼接而成，小丑（bufonada）、闹剧（balahan）、滑稽娱乐（burlesk），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词把握布巴布们的创作旨趣，以及制式考究。布巴布们常常聚在咖啡馆和公寓朗读作品或即兴表演，他们的文学完成了乌克兰史上一次迟来的反叛，但其主要遗产是语言革新。有学者也将布巴布和巴洛克文学做过比较。
在漫长的苏联时期，乌克兰文学主要是在苏联的阴影下生存。其理论支持来自列宁在1923年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谈论俄罗斯文化的优越性和提出水平较高的俄罗斯文化必然战胜落后民族的（乌克兰的、阿塞拜疆的、乌兹别克的、吉尔吉斯等等的）文化的论点，无非是企图巩固大俄罗斯民族的统治。”乌克兰文学俄罗斯化了，不仅如此，乌克兰语文学被认为是低阶层人民讲的语言。在这种结构下，乌克兰文化开始大规模衰退，占据中心的“既不是乌克兰语，也不是俄语，而是一种被人称作杂七杂八的混合语”。1985年，回答《俄罗斯文艺》（《苏联文学》）主编刘宁的访问时，时任乌克兰作协理事会书记冈察尔表示，他“力求塑造出我所喜爱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他内心孕育着我所珍视的思想。他是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思考着人类的明天，思考着怎样防止战争，怎样维护生态平衡，怎样根除核战争的威胁。
这种为世界命运、人类明天而忧虑不安的忧患意识正在广泛地深入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都力求摆脱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增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和谅解。”
但在苏联时期，“六十年代人”（shistdesiatnyky）的风采却别样夺目。“六十年代人”以利娜·科斯坚科（Lina Kostenko）、瓦西尔·西蒙年科（Vasyl Symonenko）为代表，聚集了一批反俄罗斯化的诗人、评论家。“六十年代人”希望突破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限制，重新启动属于乌克兰的现代与讽刺。六十年代的成员瓦伦蒂恩·莫罗兹（Valentyn Moroz）曾在狱中写道，“创造性的本质植根于前所未有的和不可重复的事物，后者的载体是人。每个人的意识都包含了包罗万象、无边无际的存在的某个方面，它不可重复，只能由特定的个人来反映。我们能意识到越多的这些方面，我们对世界的描绘也就越完整。个人的价值正在于此：随着一个个体的观点的消亡，一种可能性不可逆转地失去了，同时人类精神的百万马赛克有一个不再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