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专栏：阿莫多瓦，从现在到过去(4)

《烈女传》海报
比如《烈女传》，虽然电影拍的是一个警察的性骚扰，但没有表现在压抑年代中西班牙警察的遗产。故事情节是个人的而非政治的，而且拍法几乎是幽默的，或至少是轻快的。遭受羞辱的人并没有控诉警察的蛮横，而是挖掘出了警察妻子的白日梦和性幻想。我记得我在1980年代初的巴塞罗那看的这部电影，它拒绝因循守旧的拍法令我耳目一新。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还是一种思考方式。它揭示的是，在西班牙得到的新自由，也许是从身体内部开始，目标是实现梦想，包括性幻想。电影认为，现在应该庆祝自我的陌生感，而不是去压制它。它反对伤感愁绪。它的快乐在于对飞逝的当下的深度探索。
阿莫多瓦的后期电影，如1999年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和2004年的《不良教育》，拍的却是多年前的事。时间已经过去。旧日已经从老独裁者的恶毒的双手中溜了出来。光明、新鲜、自我创造，以及痛苦都可以拥有自身的过去，自身的浓度。

《不良教育》剧照
于是《不良教育》中那些男孩用哀美的声音唱着歌的场景，只属于回忆。它们没有了阿莫多瓦早期电影中那种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它们是回顾；它们用来解释一个已不再完全自主的当下。如果阿莫多瓦的时代是从1975年左右开始，那么到了2004年，唱着《月亮河》的男孩已几乎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作品。
这些阿莫多瓦允许过去发生的电影，能被视为他的第二阶段，让我们好奇他还将探索什么主题。如今他即将步入从影的第四十个年头，我们能将那个年代视为他事业中的一段时期，什么都没有丢失，但又得到了很多，旧日种种浮现，再次成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