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两国的见与不见(7)

然而，事实上，倭寇威胁完全是中国式的自我恐惧，日本的锁国禁令非常有效地禁绝了本国百姓入海为盗的可能性。但对中国人来说，关于日本的新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只能在熟悉的旧说里做文章。1751年，乾隆帝下旨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可谓18世纪中国版的人种百科全书，但在写到“日本国夷人”一条时，也只能如此下笔：“夷性狡黠，时剽掠沿海州县，叛服无常。”——尽管沿海州县的百姓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见过一个活着的日本人了。
但有时，无知的空洞也可以化为有形的实体，来骚扰无知之人。就在汪鹏困在长崎唐馆里写下那段慨叹文字的12年前，一枚铸有“宽永通宝”钱文的铜币惹动乾隆帝龙心震怒。在皇帝眼中，天下只能有一个年号，就是本朝的乾隆年号，任何其他年号的存在，都是大逆不道，挑战天朝正统权威。
在皇帝的严旨敕谕下，江浙各地官僚机器飞速旋转起来，案件办得虎虎生风，直到一名官员在一本60年前的旧书中查到了这个年号，那是一本赴日客商携回国内的日本史书《吾妻镜》——这枚引起君臣集体紧张的钱币，不过是一枚普通的日本铜板而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朝野因为这枚不知来由的日本钱币手足无措之时，日本的官员和文士们却正在有条不紊地悉心翻阅数以千计来自中国的报告。
不见如见
警惕与好奇
“雍正帝平日政务及行仪、游猎、行幸、嗜好之品为何？”“除宰相外，诸官中亦有卓越者乎？”“武官以外之人可持兵器乎？文官随员可持兵器乎？”“何处为防日本之要地？”“发行纸币乎？”“唐国攻击他国，依原样治理其地乎？有攻击他国、扩地之意乎？”“平日来客时，烟茶等，一定之礼法有乎？”“妓院、戏院繁盛乎？比之前衰落乎？看戏人中男女何多？出家人亦看戏乎？”
林林总总的问题，总数超过200个，几乎涉及从政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了解雍正时代的中国，只要看看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了。面对日本通事接二连三抛出的问题，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商朱佩章选择全面合作，悉心答复。尽管根据《大清律例》“走泄中国事情者，则与奸细无异，故斩”，但比起泄露国家情报的生命危险，那块能给他生意提供便利的日本信牌，才是更具诱惑力的东西。
朱佩章并非唯一受到如此细致询问的中国人。根据幕府规定，每位来日的中国客商登岸伊始，都必须要遭受如此一番巨细芜杂的盘问伺候。先是有两名通事到场，“就唐船的起航地、人数、是否首次来航，有无割符（即贸易凭证）等进行询问，即使夜深，亦要尽早报告奉行所”。在这些常规问题询问完后，专门负责探寻中国情报的“风说役”通事和负责监督通事的通事目付到场继续第二轮提问，这一次就会涉及中国时政、风俗以及其他相关情报。即使在提问过后，这些通事们还会不时出现在中国客商左右，“留心平日杂谈，有异闻时，其杂谈之事，无论虚实，应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