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两国的见与不见(5)

彼时日本禁止国人出海，违者处死。吉田只得冒死偷渡。1854年4月25日凌晨，他和弟子历尽艰险摸上了佩里的旗舰。在那里，他的第一个请求是面见罗森。吉田或许相信，这位搭乘美国军舰与洋人交好的中国人，应该会对同文同胞渴望出洋看世界的心愿感同身受。但佩里的日语翻译卫三畏却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罗森已经睡了。
会面就在罗森的鼾声中无疾而终，吉田松阴被礼送下船，旋即被捕。但在监狱里，他得到一本罗森的《满清纪事》，吉田急迫地将其译成日文。这本题为《清国咸丰乱记》的译本虽然错漏百出，但吉田却切中本质：攘除洋夷外患只是一时之计，尽管不情不愿，佩里黑船的巨舰大炮已然证明攘夷论在实质上的破产，而内政攸关治乱，才是抵御外患的基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之乱，中国情势已经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唯有将对外攘夷转向对内改革，才是解决日本当下忧患的根本之计。
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同道们，就以这种方式通过这位中国人的眼睛，参透了他们从未履足的中国内情，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奋斗方向。但罗森却从未真正参透这些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切实看到了这个国家，却视而不见。
见如不见
忧虑与无知
“余客东瀛，寓居山馆，岩壑在望，云烟满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抛南岳卷沧海之志。”
1764年，杭州商人汪鹏为他的笔记《袖海编》写下这段序言时，正值重阳佳节。可惜他此刻远离故土，在日本长崎客居。尽管日本安置中国客商居住的“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一派繁华景象，但却只能窝在“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的唐馆里，遥望如“十洲三岛”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的日本。
把中国人圈在唐馆不得外出，这一规定诚是恼人，但至此刻，它已经严格执行了一个多世纪。从1633年开始，日本掌权的德川幕府一再下达封锁令。到1639年，所有对外贸易都限制在长崎划定的一小片据点，允许贸易的也只剩中国、朝鲜、琉球以及一小撮被禁足在长崎出岛上被称为“红毛夷”的荷兰人。
日本成功地让自己与外界隔绝。这一政策，以“锁国”一词广为人知。锁国当然不可能绝对隔绝信息的流通，汪鹏足不出户，却能通过购买什物时询问货主，得知长崎“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曰町，殊复近古，町有町长”。日本的封藩体制他也有所了解，“别岛之王，均系世袭，如古诸侯，然以所辖疆土之大小，定禄米之多寡，有多至百万石者”。
但汪鹏对日本的了解，也就仅止于长崎唐馆内的商贸规定和饼干碎屑一样的制度风俗描述了。事实上，《袖海编》已经是清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极致。日本的锁国禁令，成功隔绝了中国人窥探内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