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两国的见与不见(6)

不过，就像无知并非一种缺憾一样，好奇对中国人来说也从来不算一种美德。鸦片战争前，历数清人对日本的介绍书籍，连《袖海编》算在内也不超过五本。其中写于清初的《日本乞师记》，还因作者鼓吹反清复明思想被列为禁书。剩下的四本书中，只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汪鹏的《袖海编》乃是亲历纪闻，其他两本郁永河的《稗海纪游》和童华的《长崎纪闻》都是道听途说之辞。而且，就连这少数书籍也鲜有人传阅。
汪鹏的《袖海编》算是不幸之中比较幸运的一本，它等待了69年后，终于在鸦片战争前7年，由一位叫沈懋德的好事书商编入《昭代丛书》刊行于世，算是出头最早的一部。
或许是设身处地的缘故，汪鹏对日本的记述是所有书中最友善的。他称赞长崎官方严格监管下的井井有条的验货议价流程为“交易之良法”，且日本“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
但他的记述只能算是异类，其他书所提供的视角就没有那么友好了。被汪鹏称为“交易之良法”的贸易流程，在《长崎纪闻》中却被指为苛政，日本负责监督贸易的通事们，对中国商人“颐指气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辄骂詈而去”。《稗海纪游》则痛斥日本“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就连日本淳朴的民风，也是“治尚酷刑，小过辄死”的结果。尽管郁永河从未履足日本，但描述起日本酷刑却宛如亲历目睹：灌水满腹、膨胀而死的水刑，肢体倒悬、大肠尽出的悬肠，围绕干柴、四面举火的活烧，光是文字叙述就已经令人寒毛倒竖，将日本视为地狱鬼国。
强横、贪婪、残忍、自大，这些涂抹在日本脸上的负面形象究竟有几分真实？对清代中国人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日本远在海的那一边，自从17世纪日本关闭国门以来，中国国内就再未见过日本人的身影。无论是汪鹏的亲眼所见，还是郁永河的道听途说，对中国国内而言，都只是纸上传说。在信息隔绝的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只能依赖已有的经验，而最深刻的经验就是前明的倭寇之乱。
倭寇烧杀掳掠的残酷记忆，已经刻入闽浙沿海民众的头脑中，说不上代代相传，也会时不时翻出来警惕一番。清初官方编修的《明史·日本传》中，特别提到倭寇的恐怖记忆，让“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8世纪出产的通俗小说中，从以明朝为背景的《野叟曝言》到纯属架空虚构的《绮楼重梦》，只要有日本人的形象出现，几乎全都是烧杀抢掠的倭寇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