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两国的见与不见(8)

中国的情报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国内。负责提问的通事们，在搜集情报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通事可谓一批日本政府着意培养的专业谍报人员。明治维新后，派往中国刺探情报的间谍，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嫡传子嗣。只要翻一翻这些通事记录的“唐船风说”，就能发现其中对中国情报搜集整理的精细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乾隆君臣还为日本的“宽永通宝”钱文上下求索的时候，他们连乾隆皇帝南巡苏州的街道地图和街道两旁的店铺名目，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日本对中国近乎强迫症般的精细了解，与中国对日本的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中日同为外人眼中的锁国代表，为何会如此不同？答案或许正在于我们对“锁国”这个词的长期误解。
“锁国”这个词并非出自颁布禁令者之口，而是一个外国人的发明。1690年，客居长崎荷兰商馆的医生肯贝尔在其所撰《日本志》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但肯贝尔发明“锁国”一词，并非贬斥意味，而是对日本的锁国政策大加赞扬，他在书中写道：“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在礼仪、道德、技术与举止上都是极为优秀的，国内商业繁盛、生活富裕、社会和平，都令西方人钦羡不已，实是日本历史最美好之时代，此理想国之形成皆拜锁国所赐”。
肯贝尔绝非日本出钱雇佣的锁国宣传手，他对锁国的褒扬真心实意。17世纪的西方战乱频仍、瘟疫横行，知识分子自视世风日下，只能将理想托庇于未受到西洋浊风感染的海外异域。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但在当时，却正中日本心怀。德川幕府是在一个半世纪的战乱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任何动摇稳定的可能性都让它极度敏感。在终于降服了不安分的战国诸侯之后，眼下威胁最大的来源就是海外。1637年的基督徒发动的岛原之乱，证明看似无害的西洋宗教都会成为乱源。于是，锁国就成为了一层隔绝外部可能的威胁，维系国内稳定的防菌罩。
从这一点来说，中日锁国在初衷上倒有几分相像，但中国的锁国与政权稳定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为了减少麻烦。1757年，乾隆帝下旨将西洋番商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进行贸易，名义上是担心将来番舶云集，造成第二个澳门，但实质就是为了省去江、浙、闽三个口岸管理番商的麻烦。对一个自视为天朝无所不有的自足帝国来说，外界如何变化，无关宏旨。
但作为岛国的日本却不同，任何外部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它的稳定。日本幕府颁布锁国禁令的时间，刚好与中国明清易代重合。在深受程朱理学华夷观影响的日本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隐含在华夷之辨背后的，则是对这场变乱是否会殃及本国的警惕。幕府儒官林春胜在1674年编纂的第一部中国情报汇编题名《华夷变态》即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