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权势：印度外交战略的不改初心(6)

总之，印度的强劲崛起与一以贯之的大国抱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战略目标，它们包括：第一，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并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二，“说服”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地区核心国家”地位的认可；第三，在“地区核心国家”的基础上，经略好大周边，并抓住战略机遇，力争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
以印度为中心的大周边扩展外交
冷战后，在印度外交决策者中，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致力于使南亚地区国家和区外大国接受其南亚主导者的地位。所以，印度坚持其他南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利益和地位，或至少是在那些对印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不要与印度发生冲突。为此，印度希望南亚其他国家在地区问题上必须自加限制，不寻求或依附于任何外部势力。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印度是一个有着全球大国野心的“地区利维坦”（Local Levathen）。[32]体现在周边外交上，就是以印度为中心，以“扩展的邻居”为基本价值取向，[33]从南亚走向更为广阔的“印太”舞台。
首先，一以贯之地推行霸权治下的和平，固化南亚地区“大国—小国”关系模式。众所周知，地理上，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印度中心特性（Indo-centric nature）。这不仅意指地理上以印度为中心，即南亚其他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土边界，而它们又无不与印度接壤，而且也指历史与政治发展方面印度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南亚地缘上的印度中心特性首先决定了地区问题的双边性质，且惟有印度与所有这些双边问题有关。结果，“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在南亚地区的行为模式大致遵循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的强国逻辑，即强国试图通过强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拉近与弱国的距离，以便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寻求更多的机会；强国表现出明显的双边交往偏好，如此将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强国试图用权力强迫弱国服从自己的意愿，从而强化自身的位置。[34]这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就宣称：“许多邻国因为印度的规模和资源视其为大哥，这种地位带来了很多责任。”[35]基于这种所谓的“责任”，2015年，印度非正式封锁了与尼泊尔的边境，以惩罚尼泊尔在宪法条款上没有听从印度的建议。[36]
其次，战略上主动塑造，将“看”东亚升格为“东向行动”。印度战略家莫汉认为，（印度“东向政策”）完成了与东南亚全面恢复关系的初期目标后，已转向更为宏大的战略方向，即与东亚大国全面结合，进而为印度迈向世界大国铺平道路。[37]2014年8月，莫迪政府外交部长苏诗玛·斯瓦拉吉在首访越南时提出，“如今不再是仅仅向东看，该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了”[38]，这标志着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莫迪总理2015年在韩国发表演讲时也声称：“我们的‘东向政策’一直是在‘看’东亚，我们已经看够了，重要的是要行动”。[39]在“东向行动”政策的引导下，印度一方面深化与亚太国家的接触，将政策覆盖地域范围的起点由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并一直拓展到东北亚的蒙古；另一方面明确提出“支柱”政策概念，即将东盟的新加坡和越南定位为该政策的关键支柱，将韩国和东盟的泰国定位为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