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律》如见古君子(3)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钱穆先生又将“礼”视作传统中国的核心思想，而传统“礼”文化是一个浩大丰富的系统，实在远非表相化的仪节程式所能概括，从内涵上说，传统之礼首先包含了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包含了一个人对天地君亲师发自内心的敬，而《唐律》的立法取向正符合传统中国“礼”之真意。
君子者，养天地之正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个重要概念，是维系自然、社会、天道的基本元素，于社会、家国、身心而言，得天地之气，即得生命之源，君主治国理政，君子养身修心，莫不以培固“元气”“正气”为本。所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立身之本，浩然正气也。
《唐律》条文中崇善抑恶、护养正气之意有充分表达。
《唐律》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鼓励见义勇为，规定在一些特定情境下，当他人财产或人身遭遇困境、险境时，见知者要施以援手，否则，构成法律责任。例如，当官府追捕罪人，力有不及时，随告道路行人，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邻人遭劫，受告知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不能救助者，速告随近官司，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当地方发生水火灾害时，知情人须及时通知官府，不告、不救者，减失火罪二等处罚，趁火打劫盗取财物的，最高可至绞刑。见危必救入律，表达了立法者对儒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理念的认同及对社会良风美俗的期待，尤其在传统社会，政府治理难及于乡村基层，个体对抗灾害与侵犯的能力有限，群居与协作愈显必要，唐代的“邻保”制度即应此需要而建立。以立法呵护人们之间的协作和灾害互救，强化社会成员间的连带关系，对于社会个体利益的保护，对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的维系大有助益，而尤需注意的是，这一立法并非无限度增加个体社会义务，其中的“救助”多以“力能助之”为前提，这与西方现代相关立法中的“能救助，无危险”接近。
《唐律》一方面鼓励、呵护人们之间相互协作，另一方面又严格防范社会成员间的互害、互耗。例如，《唐律》对于诬告和匿名书信告人实行严厉的惩罚：诬告者，反坐；匿名书信告人者，流二千里。诬告，即捏造事实，陷人于罪，匿名告人，与诬告多有牵涉，两种行为惑乱视听，扰乱社会安宁和司法秩序，“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加重用刑，才可以“塞诬告之源”“绝欺诡之路”，这在中国古代立法中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君子坦荡荡，一个社会若宽容诬告之举，助长密告之风，不惟君子难求，人与人之间也将相互猜忌，人人自危。“亲属相告”在《唐律》中也被严格禁止：“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最核心者莫过于亲属，父子之亲、夫妇之爱，天性也，敦睦亲情伦理，为法律题中应有之意，而主张家人相互告发，家人之间的信任被瓦解，社会信任体系、道德体系也必将大受冲击，长此以往，人性扭曲，人心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