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论赫胥黎：他是预言家，但他不是一个爱说教的人(3)

我怀疑这种影响后来减弱了，因为这种固定低音—赫胥黎道德和精神哲学的简单重复的模式—在他后期小说里越来越挥之不去，毁掉了那振奋人心、欢快大胆、“现代”的新古典主义音乐的高音，而唯有糅进了这样的高音，他的小说才呈此等杰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位严肃、高尚、慈悲、宽容的人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与钦佩。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影响—属于早期那个“愤世嫉俗”、否认上帝的赫胥黎，是家长和老师们害怕和不认可的东西，是可恶的虚无主义货色，而其中的一些情真意切、甜蜜伤感的段落，尤其是谈音乐的段落，却被那些自认为沉迷于离经叛道的战后时代最危险、最奇异恶习之一的年轻读者全盘接受，而且是欣然接受了。他曾经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
比他的才华更吸引人的，是他极大的道德魅力
不是1935年，就是1936年，我在剑桥罗特希尔德勋爵—我和他共同的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他时，原以为会让他给吓倒，而且可能还会遭到他毫不客气的冷落。没想到他非常客气，对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宽厚。大家一起玩智力游戏，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几乎每顿饭后都会玩；大家都喜欢展示自己的才智与知识。赫胥黎显然很喜欢这些活动，但他始终不与人争，与人为善，又清高不群。等到游戏终于结束时，他便会用他那始终不变的低沉、单调的语调谈论形形色色的人和五花八门的思想，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极远的角度，把他们当作奇怪但有趣的物种加以描述，说他们古怪吧，但又丝毫不比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物种更古怪，他似乎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某种博物馆或百科全书来看待的。

青年时期的赫胥黎。
他说话平心静气、言恳意切让人可亲，而且非常直率。他的言谈中没有丝毫恶意，也极少有刻意的嘲弄，只有一些最温和、最无伤大雅、最无冒犯之意的调侃。他喜欢描绘预言家和秘法家，但哪怕是对他不大喜欢的凯泽林伯爵（德国社会哲学家。曾于辛亥革命结束后不久到访中国）、邬斯宾斯基（俄国数学家、哲学家）这样的人，他也给予了应得乃至高于应得的对待；就连对米德尔顿·默里，他也比在《各安其位》中的刻画要留情一些，郑重一些。赫胥黎侃侃而谈：他需要听众聚精会神和安静，但他并不孤芳自赏，也不盛气凌人，在座的每个人都会为他平静的魅力所折服，耀眼的光亮从空气中消失，每个人都变得冷静、肃穆、专注而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