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普利策特稿奖|一个美式恐怖分子的诞生(9)

礼拜结束后，我和迪伦的牧师托尼·梅泽说，在这里我很不舒服。即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但还是同意了和我聊几分钟。只要迪伦还被拘留在艾尔卡侬拘留中心，托尼就一直去看他。后来几天，我们在哥伦比亚市采访时，托尼也与迪伦的祖父母一起参加了审判。谋杀事件发生后，律师们找到托尼并让他去问问那些认识迪伦的孩子谁还记得迪伦，结果他们没人记得多少。
“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一直都很内向，他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你们察觉不到的”。托尼说，迪伦很聪明，但就是没能上学。“而且， 他和其他孩子们没有太多互动。”
大家都认为，迪伦和他祖父约瑟夫·鲁夫最亲，托尼说，“他是不会放弃迪伦的。迪伦平日沉默寡言，我觉得他祖父尽到了一个祖父的责任：他花时间陪伴迪伦，他希望并祈祷我能对他多加培养，让他意志坚定，能把他身上的一些东西驱逐出去。”在当地审判后，约瑟夫告诉法庭，他和他的妻子每天都为受害者家属祷告。他表示非常抱歉，但他也恳求人们记住，“没有什么东西是坏透了的，迪伦也是。 没有办法，我们无法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失去了什么，就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当我终于得到机会问托尼，在他的教会里，为什么我会有种对处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无能为力的感觉时，他指着窗外的一个韩国教堂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喜欢去自己的民族教堂里做礼拜。接着他告诉我，有一个黑人教区信徒来做早礼拜。
他说完，像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肩膀一下垂了下来，他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但他觉得自打他还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孩时，时代就变了。 “我不知道迪伦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世界有邪恶的一面。 如非必要，我是不会和它们建立联系的。只是有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涉险进入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领域。你怎么理解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问他们是否和遇害者取得了（精神层面上的）联系。
他告诉我，他们不确定这个时间来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是否合适。他告诉我，教会寄给受害者家属一些有关如何哀悼的卡片和书籍。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这有点侮辱。也许我不应该指责他的回答。
“犯罪后，迪伦有变化吗？ ”我问托尼，“你有注意到区别吗？ ”我正在寻找他身上的一丝人性，我本以为托尼看到了，因为要告诉我答案时，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说实话？”
“实话。”
“没有。”
托尼慢慢站起来。他有事要忙，我告诉他我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我沿着进来的路走出去，但门都锁了。灯也已经关掉了。窗台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一个塑料层粘合的活页夹，上面写着“圣保罗安全与保障计划”，我打开了它。上面写着迎宾员（也就是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些人）的指示。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开始读道：“媒体报道震惊事件后，我们可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紧急安全问题，但应对紧急事件的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一个可疑的未知访客到来，要礼貌地交谈，引导他/她坐到一个后排位置，在那里你可以派一个引导员来监视他/她……威胁的形式很多……你的眼睛和耳朵都要为圣保罗的安全计划服务”。我翻了一遍，但活页夹里的计划始终没有说明，如果射手是自己人，他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