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狼爸”vs“水母育儿”：育儿观背后的伦理困境(2)

《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唐文明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
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们一方面看到原属于父亲的权威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在西方，托克维尔注意到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颠覆“政治专制”的同时也颠覆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专制”，而在中国，鲁迅、吴虞等学者更是自发加入对“父子之伦”的批判当中——正因如此，父亲对教育职能的垄断不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随着“公共”与“私人”领域被区分开来，男性更多地被前者所吸纳而将大量时间投入劳动与工作。因而在客观上无法实现主要处在家庭领域之中的教育职能。
正是在父权的退让和父亲的退场中，教育逐渐被“母职”所吸纳。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教育”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改变。在前现代的语境下，幼儿之所以应当服从于家长的教育，主要是因为“尊尊”的观念要求其承认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权威；但在现代语境下，权威的绝对性已被消解，要求服从的唯一依据在于这种措施有益于幼儿本身。因此，无论是“虎妈”“水母妈妈”还是“海豚母亲”，她们的教育都必须以”这对孩子有好处“为合法性根基。
然而，这一根基本身就不够稳定和牢靠。在“何种事物有利于孩子”这一问题上，至少有两种观念在现代支配了人们的想象，而二者不仅不相重合，反而可能互相抵牾：其中之一即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在这种观念看来，“美好生活”意味着通过发挥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取得“功绩”，进而攫取社会地位和财富；而另一种观念则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本真性”理想，“本真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我被号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别的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

《本真性的伦理》，查尔斯·泰勒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获取“功绩”意味着以一系列可以得到他人认可和赞赏的方式行动，因而其所需要契合的是一种普遍的标准，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的目光而活”；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与“本真性”的理想不相符合，反而要求人们压抑自身中那些代表了个性，却无法在他人目光中得到承认的部分。因此，无论是接受教育的幼儿，还是试图“塑造幼儿”的母亲，都不得不时常在这两种往往不可通约的善好之间择一而行，而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选择本身就令人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