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狼爸”vs“水母育儿”：育儿观背后的伦理困境(6)

《一般伦理学》，阿格尼丝·赫勒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另一方面，“对话”与“协商”在引导幼儿的过程中也只能发挥必要而不充分的作用。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路德宗所主张的教育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要求对幼儿系统地灌输恐惧感和羞耻感，令他们频繁且一成不变地重复记忆材料，并鼓励进行严厉的体罚，训练儿童乞求惩罚并为他们所受的鞭打表示感谢。”虽然此种方式的极端性显而易见，但其背后的根据仍值得认真考量。在他们看来，幼儿的理智能力不值得被信任，而惩罚和羞耻的灌输有助于形成“谦卑”的品性。不难意识到，依照理性的指导在对话中达成一致同样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对话只能让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分歧的难以化约。因此，“海豚母亲”所倡导的“对话”绝非是某种成功实现引导的“保证”，而只是一种相对可靠且可被接受的方案。
简言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母职的教育焦虑”都难以被彻底缓解：归根结底，这种焦虑根植于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价值世界的分裂、个体性原则的觉醒，令一切教育方案都只能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提供保障，而始终承受着运气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一切伦理生活的特征。正如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伦理）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育儿”不同于按照确定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某个工件，而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的，充满希望的“打赌”。
撰文/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罗东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