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唐代婚姻解除之礼法规制：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2)

所以说，还原到“夫权社会”这一基本事实之下，唐代的“七出”法条，是对夫权的限制，对婚姻稳定的呵护——七条之外，丈夫不得休妻，而即使七条理由本身，亦体现出维护婚姻之意。如七出之第一条“无子”，疏议解释：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五十岁无子，方合休弃，从实际生活来看，五十而无子，且与丈夫共度半生而被休，这样的概率应是极低的。七出第三条“不事舅姑”，在礼制中本为“不顺舅姑”，“事”重在行为，“顺”重在内心，一则为客观标准，一则为主观判断，对女性的权利保障在前者显然更加可靠。
自唐代七出入律之后，现实中丈夫任意休妻的行为既为法律所禁止，也为社会舆论所不齿，先秦时期妻子“动辄”被休的现象已较少发生。到明清时期，男子休妻的现象已非常少见。
和离——并非简单的“一拍两散”
和离，按唐律解释，“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即夫妻协议分手。和离制度似乎赋予男女双方在离婚问题上平等的表达权和决定权，在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婚姻自主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一制度对婚姻稳定会否起到瓦解作用？
实际上，所谓和离，可视为七出制度的补充，完全无条件、无限制地夫妻两相情愿、协商一致的和平离异，在那个时代难以存在，无论从律文本身，礼教纲常规范，还是当时的婚姻实态中，都可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如上所述，唐代“无故”出妻需要承担刑事后果，而和离条款的出现，使得丈夫可以在七出缘由之外休妻——所谓“和离者非无故离妻”也，不构成刑事责任。就此而言，和离条款拓展了丈夫的休妻权。但同时，“同意原则”无疑也赋予妻子“拒绝权”，对任意休妻构成障碍。在夫妻权利之间维持平衡，是内含于该律中的立法考虑，夫妻任何一方都难以从该律中获得更多的婚姻权利和自由。
当然，和离制度也赋予了妻子解除婚姻的主张权，但这种主张权只有在得到丈夫同意后才能真正兑现，如此方为和离；未得丈夫同意而离开者，为“擅去”。唐律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疏议解释：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妻妾各须责罚。
其次，从律文“情不相得，两愿离者”推导，极易得出如现代人所理解的夫妻“一拍两散”、任性而为的结论，婚姻的稳定性值得担忧。但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基于家族利益的两姓结盟，婚姻的缔结以家族为主体，要祭告祖先，并依“父母之命”；同样，婚姻的解除自也应当归于家族主宰，当事人无条件的自由协商，两愿离异，于礼法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