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唐代婚姻解除之礼法规制：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5)

从这一案例中还可以看到，在唐代，官员休妻需要履行奏报上闻的特别程序，这一点虽未见律令条文，但案例中的“上表”一节可见其意。另外，唐德宗时期的房孺复离婚案中，亦有“上奏”情节。房孺复任杭州刺史时，娶台州刺史的女儿崔氏为妻，崔氏“妒悍甚”，一天晚上，命人杖杀房孺复的两个侍婢，被告发后，房因此被贬为连州司马，并以“义绝”被判与崔氏离异。后房孺复“上疏”请求复婚，诏令从之。两年后，却又再“奏与崔氏离异”。这一记载似乎印证了唐代官员离异需经奏请这一结论。但无论是否请得圣旨，在唐代，官员休妻在舆论上都是不名誉之事，房孺复的离而复合，合而复离，《旧唐书》中称其为“取舍恣逸，不顾礼法也如此。”唐玄宗时期，曾写下传世名作《黄鹤楼》的崔颢以貌娶妻，数度离异，时皆非议之。
唐代婚姻，其缔结也难，其散也不易，诚是。而所有婚姻解除条件与程序的设置，都意在表达其时人们对婚姻之事的敬谨、恭慎之心。《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妻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夫妇之义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男女有别，夫妇有义，父子有亲，家庭稳定和谐，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才有保障。唐代婚姻解除的礼法制度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婚姻，需要当事者理性真诚以待。婚姻的缔结与解除并非简单的男女个体行为，它关乎家庭、家族，以及由婚姻而衍生出的一切社会关系，关乎风俗人心，天下治乱，夫妻之道贵在和、久、通：夫妻相谐，同甘共苦；孝养父母，和睦亲族；延续子嗣，祖先有祀——透过唐代婚姻解除的礼法制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对婚姻的美好期待，其中的意蕴，值得今人深思。
（作者：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季萍）来源：人民法院报
原标题：《法治文化 | 唐代婚姻解除之礼法规制：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