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13)

单读：所以缺失父母这样一个身份，会比阶级差异更让您焦虑和忧心。
蓝佩嘉：是的，不过我后来退一步看，其实我不是父母，这可能也让我从事这项研究有轻松地方。像我刚刚讲的，教养太私人了，尤其对女性来说，它很容易跟你的自我认同，比如自己是不是一个好母亲，纠结在一起。如果我是一个母亲，我很难跳出我的经验和情感框架，这就会给我理解不同的人造成一些限制。
单读：我读您的书时还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您常年在坚持做第一线的田野工作。我感觉台湾的学术一直跟自己的社会现状联系紧密，这是一种台湾学术的传统吗？可能因为整个公民社会的成熟，让学术界也自觉参与到这种社会机制的完善过程之中？
蓝佩嘉：其实对我来说，选择学术工作，最有趣的就是做研究这个部分。我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有比较多的行政负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田野工作，所以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去做田野。做田野这个过程永远都是最好玩、最有意思的，写的过程反而比较痛苦。
但是你看，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够完成，前前后后花了大概 8 年。在我们现在的制度里面，找到一个完整时间做连续性的研究，其实并不容易。我不太确定其他地方的状况怎么样，但是我想在台湾，至少在社会学学科里，去强调一个学者的公共参与也好、社会关怀也好，去强调社会学的公共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单读：明白，所以您对自己的研究会有一种社会影响层面的期待吗？我看您那本书最后的结论章给出了很多具体实操上的建议。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刚开始是英文，然后变成中文，两个版本基本上相差不远，但是这次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本来就很清楚地把英文书跟中文书的定位区隔开来。这本书最初的英文版本叫 Raising Global Families，我把它定位成一个学术书，但是到写《拼教养》的时候，我把它定位成一个公共社会学的项目，不只是写给学者看的，而是写给父母和一般人看的，所以在写作中会尽可能地避免太多的术语，尽可能地让它有比较多的故事，让一般人比较能够感同身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公共的影响，不只是学术上的影响。
至少目前在台湾，它的购买人群或是引起的回响，很多并不是学术界，而是一般的父母。我在台湾会去非常多的独立书店演讲，接触到的很多人就是父母，以及很重要的跟父母互动的专业人士，包括老师、社工、法官。非常多这样的读者告诉我，《拼教养》可以帮助他们去理解不同家庭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比如过去他们觉得这些父母为什么那么懒惰、不尽职，现在他们可能有一个脉络去理解了。同时我也希望它的简体版可以尽快出版出来。
原标题：《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 | 单读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