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9)

但是婚姻移民状况非常不一样，她们来台湾本身就要进入台湾家庭，而且她们大部分都被期待要生儿育女，她们的角色就是要成为下一代台湾人的母亲，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不见得是所有人会有投票权。在这个状况下，台湾当局也好，或者公民社会也好，对于婚姻移民的支持和投入明显多很多。
当然书里面还是有一些批评，这些经费的挹注里存在一些偏误，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基本还是环绕她们的家庭角色、女性角色，相对不那么重视她们的职场参与或公共的政治参与。但是整体来说，比如相对于日本相关的移民政策或是公民社会对移民的支持，我觉得台湾远远好过日本。台湾有很多团体或者组织在积极地争取，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在公民社会的努力下，台湾对于不管是多元文化还是新移民支持，其实都有蛮大的进步。当然它总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一直去反省、批评和改善。
单读：我不太了解日本那边的移民情况。这样说起来，其实台湾社会具有的一些特殊性，使它成为了一个研究全球化很好的样本。
蓝佩嘉：因为日本一直否认它是一个移民社会，不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说台湾社会，但是我想这个状况也不是一直如此，台湾有一百多万的外国人，可是这些变化是最近二十年才发生的。二十年前台湾社会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人，也一直强调自己就是一个汉人的社会，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对外国人感到很不安。
单读：您觉得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主动改变的过程，还是因为被迫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而不得不去面对的？
蓝佩嘉：我想都有，移民政策显然并不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政策，劳动力短缺也好，有些男人找不到老婆也好，工作移民、婚姻移民显然不是政府有心促成的，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这样的市场和中介网络等等。而状况一旦发生，这个社会就要想尽办法，这个政府就被迫必须应对新的人口现象。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台湾有一个很活络的公民社会。其实改变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它一定是在全力的争取中发生的，大家在冲撞的过程相互学习，相互调整。
单读：我有时候很感慨，台湾有一个争取的空间，可能在我们这边会更困难。我在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过，您还在上海做过农民工二代的研究，这个事情很让我感兴趣，当时开始这个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蓝佩嘉：那个项目大概有两年的时间，2008 到 2010 年那段时间。因为我长期从事移民研究，你们那边的状况又非常特殊，因为非常严格的户口制度，它的内部迁移、城乡迁移，其实非常类似跨国的迁移，所以对我们做研究来说，这里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当时我想对这个内部进行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