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8)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公共的投入的方式，我希望我的小孩玩好，我不是花钱带他去能玩到好玩东西的地方，而是采取办法改善免费的、公共的空间，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玩到我认为比较好的游具。为此我必须投入政治过程，投入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参与政治来改变它。
单读：其实您对于自下而上的改变是很有信心的？
蓝佩嘉：对，我觉得母职同样具有双重性，它不一定就代表对父权的强化或复制，它本身有一些能动的空间。
改变一定是在全力的争取中发生的
单读：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是劳工阶级家庭里的跨国婚姻以及新移民母亲，她们有点让我联想到“跨国灰姑娘”。这些新移民母亲往往生活在比较底层的家庭，尽管 2016 年推行“新南向”政策，台湾当局为这种跨国婚姻家庭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帮助，但是您书里也说到这种辅助并不符合他们家庭的实际状况，也不利于这些女性的公共参与。从开始《跨国灰姑娘》的研究距今已经十多年，您觉得这些劳工家庭里的新移民母亲和十几年前的跨国灰姑娘们相比，她们的命运存在哪些相似或相异的地方？
蓝佩嘉：台湾现在大概有一百多万的外国人居住，这一百多万的外国人里，大约有六十万的移工，另外五十万是婚姻移民，所以他们其实是二十年来改变台湾人口组成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但是移工纯粹是短期的劳动力，他们在台湾没有长期居留的可能，除非他们转移身份到婚姻移民。而婚姻移民进入台湾的目的，本来就是成为台湾家庭的一份子，所以这两个来源的外籍人，在台湾的地位很不一样。

▲由台湾公益组织“1095 文史工作室”举办的台湾移工聚餐活动。图片来源：1095 粉丝团以移工的状况来说，《跨国灰姑娘》出版到现在大概十几年，我觉得整体而言，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态度其实是有改变的，虽然歧视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是相对于过去变得比较友善了。尤其是其中的看护工有二十几万，她们在二十几万的家庭里生活和互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台湾这二十几万的看护工突然消失的话，一定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家庭照顾危机。但是即便如此，移工仍然在台湾被定位成过客，虽然我们最新的政策已经允许他们在台湾待长达十四年，但是十四年了也还是没有办法成为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