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7)

单读：对，我也是看到另类学校的时候感到有些失落。因为从教育模式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打破了固有的方式，但是在家庭内部的分工方面又更固化了。所以我就想问教养被赋予的情感价值，为什么没有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比如说父亲就是想要在家里照顾小孩，让母亲去工作，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能不能说另类教育其实进入了另一种体制：父权体制？
蓝佩嘉：我想当然一方面还是反映出来，我们目前的社会，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教育体制的设计上，其实基本上还不是那么家庭友善的。比方说这些另类学校毕竟是很少数的，而且可能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造成中产阶级的父亲在那附近找不到工作。至少目前在台湾，工作的工时非常长，它就要求家庭中要有一个人专心地工作，另外一个人待在家里不工作或者选择一些比较弹性、不那么 demanding（费力）的工作，所以它的背后还是对于职场员工的性别化的期待。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谈到，我们今天去做改变，不管是亲子教育方式或性别分工方式，很难只要求单独的个人或者个别的家庭去改变，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更大的体制里面，如果这个体制没有变得家庭友善，你要求他独自成为一个有良心的父亲，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能不能说另类教育进入了另一重的父权体制？我倒觉得不需要这么快下这样的结论。尽管另类家庭的母职很明显有强化性别分工的状况，但在这些母亲的实践里，其实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母职经验。比方说她们其实有很强的社群的支持，使得她们跟其他学校母亲的状况不太一样，尤其那些在都市里的中产阶级母亲，很多人觉得自己非常孤单，她们觉得自己跟其他母亲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在另类学校里面，虽然很多人必须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离开职场，但是她们也可以赋予这种密集的母职生活一些意义和价值，从中得到自身角色的认同和认可。我觉得那个部分不完全是父权的压迫或复制，她们创造出了一些彼此连接或自我实践的空间。
单读：那么您觉得这种对母职赋予意义和价值的行为，主要是个体的自我肯定，还是说它其实产生了一些实际的社会成效？
蓝佩嘉：在我看来，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密集母职的投入，是不是可能转化、扩大成一个集体的、公共的效果，我到底是只爱我自己的孩子，还是说我也可以让其他的孩子一起受惠？
我在结论章里也讲到一些，像那些另类学校的母亲，她们在从事学校志工或是投入学校生活的同时，不只是说我想要我的孩子好，而是希望这整个学校的孩子都好。这类学校里面虽然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有很少数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比较贵的玩具，比如他们不用一般的蜡笔，而用一种纯天然的蜂蜡、蜜蜡这样的材料，这些小孩买不起，那是不是可以用整个班上的经费来帮助一些没有能力负担的小孩；再比如现在台湾一些中产阶级的全职母亲，因为对公园里的罐头游具（塑料组合游具）感到不太满意，就希望参与一些政策制定的过程，来推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