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5)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效仿苏联使用的称号，提出生五个孩子以上的是“光荣妈妈”、生十个孩子以上的是“英雄妈妈”。图片来源：电视剧《家有九凤》单读：您觉得家务劳动与情感价值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还是后期被建构的？从家务劳动再聚焦一点，您觉得亲职劳动（教养下一代）是否又具备了其他家务工作所没有的特殊性？
蓝佩嘉：当然有很强的社会建构的层面，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的人做这些劳动的时候，可能不见得会赋予这么多复杂的情感意义。这其中，亲职劳动的意义的变化是特别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拼教养》会以此作为研究的课题。
现在亲职劳动被赋予的社会意义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即使我们小孩生得越来越少，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生小孩。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在于，亲职劳动被赋予的意义常常具有一种双重性，这种双重性造成了一些内在的紧张。
双重性的第一重是，我们认为生养孩子是一个社会任务，尤其在过去，这是一个传宗接代的方式，不仅是对家庭，某个意义上也是对国家的使命，所以要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影响。这是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不生不养的人还是很会受到指指点点，生了之后怎么养也会受到很多指点，对不对？做父母被认为是很关键的社会身份，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事。
双重性的另一重是在我们当代社会，生小孩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变成一个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它是一个 choice（选择），而不完全只是一个 responsibility（责任、义务）。同时我们认为，这个经验是高度个人化的，我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我怎样养小孩展现出的是我个人的认同和选择，而且养孩子的经验对我完成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它一方面是高度社会化的，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高度个人化的，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紧张度。
在《拼教养》里，你还可以看到亲职劳动的另外一个双重性。我们到底要怎样看待养小孩这件事，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养小孩？尤其是当代社会里的很多人际关系都变得相对疏离，这种建立在血缘或者核心家庭里的关系，就被赋予了更强的情感，现在的亲子关系被高度情感化了。台湾的一些亲子杂志，会跟家长说你要有一个“爱的存折”，“爱的存折”是我刚刚讲的矛盾性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一方面他们告诉你，你跟孩子的关系不是因为你们有血缘的脐带，而是你爱他他就会爱你，你们一定要不断地投入，学习怎么表达情感，通过实践来增强亲子连带。但他们又说，你要把它当成存折一样，因为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反叛，所以你要在他进入青少年之前先把那些爱存好，先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