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教养的目标不只是私人的成功(10)

那段时间，上海刚好开始有一些制度的放宽，开始愿意接纳民工的子女，但仍然是一个比较区隔或边缘化的纳入方式。其实之前我虽然去过，但是对那边不是那么了解，在研究项目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让我对那里的整体状况，包括户口制度、城乡迁移、农民工二代，有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我坦白说，台湾人在那里做研究还是不太容易，一方面因为身份的关系，跟一些比较官方的人接触会不太容易，一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没有把它扩大成一个比较大的 project，只是写了一些文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书的规模。
单读：这段经历对您之后进行教养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吗？您有对比过大陆和台湾两边的状况吗？
蓝佩嘉：我觉得是有的。我想在你们那边，不同阶级或者城乡之间，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价值方面的落差，相对在台湾可能更明显。所以当时我看到的留守儿童议题，跟我之前研究菲律宾人、印尼人离乡打工（把孩子留在家乡），存在很多类似的地方。

▲中国最早的留守儿童，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被称作“三和大神”。图片来自网络但是我注意到，最近那里很有钱的家庭也开始聘用菲佣，照理说那边有那么多来自农村的保姆，所以其实不需要去找外国人。我听到一些说法，他们之所以聘菲佣，不单纯是因为便宜或者人力短缺，而是想要找到他们认为 quality（品质）更好的保姆。很多人说农村来的女性不懂得爱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但同时它反映了现在中产阶级的亲子关系、中产阶级所理解的体现爱的方式，已经改变了。
回想起来，比如我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对我表达爱的方式跟现在的中产阶级完全不一样。坦白说，如今这种中产阶级的爱的语言，其实受到西方现代性的高度影响。在这样一种教养脚本、情感脚本的改变下，我们开始觉得劳工阶级的父母，尤其是农村来的保姆，她们是不懂得这种语言的。我看到这些农民工家庭里的互动方式，可能就是在孩子回家后帮他煮碗面吃，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是高度阶级化的，跟那种西方现代性的情感脚本非常不一样。这些讨论在《拼教养》里，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
但是我想相对于台湾，你们这些类似的状况可能会更加压缩，人也会更加焦虑。因为就我们所讲的“压缩现代性”，那边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变是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的，那个转变是更加剧烈的；同时那里的资源和竞争也更加激烈，包括它整体人口多，又因为一胎化，现在每个家庭的小孩非常少，这造成整个教育系统的竞争相对台湾激烈很多。这些状况都会造成我们在《拼教养》里看到的内容，在那里都有，并且可能还会再压缩个不知道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