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一种中产阶级式的性别秩序想象(6)

不可否认的是，捷德仍然符合男性理想中的“情人”形象，捷德被杀象征着情欲的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归位的“母亲”形象，和“母亲”与“情人”的合二为一。另外，第三段故事存在巨大的逻辑漏洞：泰勒违反开放型婚姻的规定，擅自将同性情人带回家中，造成一切错误的开始；捷德无视伦理道德引诱男主人公，最终被杀，从而“定时炸弹”般的致命威胁被拆除。这一切都更像“情人”与“母亲”的内斗，男性仿佛置身之外，或者说是被动犯错，最终“情人”被“母亲”刺杀，女人毁灭了女人，犹如美国版宫斗剧的逻辑。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笼罩下，女性主体性构建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不可言说的的过程。

图7
《致命女人》的野心在于反弗洛伊德式叙事，试图描绘女性的成长历程与主体性构建，然而看似激进，实则保守，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女性觉醒以婚姻与家庭为力量之源，以男性婚姻不忠为起点，体现为一种悲壮的自我牺牲。弗洛伊德或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将女性作为第二性，即沉默的他者，男性正是基于差异性来认识自我；而《致命女人》并非将男性作为参照，而是事先进入婚姻或亲密关系的约束，再以错误或矛盾为导火索，展开对肇事者的报复。与其说三位女主人公建立起主体性、找到性别立足点所在，不如说她们通过自我阉割的方式摆脱了麻烦，与问题制造者割席。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女性主体性建构上，两性观念最为开放的当代故事却比前两个更加滞后。另外，受制于噱头或故事题材，影片基本围绕家庭和男性展开，聚焦两性关系处理，对三位女主人公的工作、爱好、习惯、社交等多方面情状刻画得很少。
其次，《致命女人》将性别秩序简单化、抽象化，变成充斥着爱恨情仇的乌托邦。作品刻意摘除了生育因素，三个故事的生育状态分别为丧女、女儿成人待嫁和丁克，完全不涉及婚姻关系中的具体育儿行为。一方面，该设计使得影片更接近中产阶级品味，另一方面也规避了代际带来的道德争议，使剧情简单化为纯粹爱情层面的背叛与报复，然而，伴随生育产生的张力使女性更难在亲密关系斗争中胜出，也更难摆脱婚姻制度的束缚。
最后，《致命女人》最终结论指向再度发现男权，用内置权力逻辑、更换性别身份的途径来讲述女性成长故事，未能成功创造新的话语体系。戴锦华在与媒体“造就”对话时指出，大女主作品只是“更换了角色的性别身份，但是丝毫没有改变故事的权力逻辑”，并将其称为“被迫化妆成男性的所谓‘花木兰式境遇’”。《致命女人》将性别身份作置换处理，让社会名媛萨蒙妮和律师泰勒具有比她们的丈夫更高的经济地位，因此权力天平自始至终便朝女性倾斜。在60年代的故事中，虽然贝丝依附于丈夫生活，但她借助邻居家暴男之手除掉了不忠的丈夫，完成了花木兰式的变装。这又回到阶级视角的讨论，编剧从未触及的问题导向是：权力从何而来？经济优势地位从何而来？整部影片是中产阶级围绕婚姻展开的一场戏剧性狂欢，女性模仿男权逻辑主宰着情感支配和行动规划，并且需要在男权建立的庞大制度体系中寻找一个支点，为自己的报复行为提供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