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79周年：每一个波兰人的心脏手术师(3)

《被访者》(Gadające głowy, 1980)其后不做纪录片常常是因为对受访者日渐增长的担心——担心受访者坦诚的自我暴露伤害了他们自己，而其中有些则是因他而起的。在纪录片《守夜者的观点》(From a Night Porter’s Point of View, 1977)中，被访者表达了对公开绞刑的支持。因此他会反对对《守夜者的观点》的电视转制的行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主张在《十诫：第五诫》中用故事片的方式延续着，但是比起守夜者所提出的惩罚性世界观的争论，这部片关于主角的争论则相对较少。但是，如果说转向故事片的做法似乎终结了描述纪录本身，那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句被忽视的话则表明了这件事逻辑的下一步：“只有当你描述纪录它的时候，你才可以想象它的样子”。最明显的是例子出现在标志着他完成了向故事片的过渡的影片《盲目的机会》(Blind Chance, 1981)中，尽管当时曾被当局政府所阻碍，但在这个影片中，赋予当代角色的三种差异鲜明的政治和非政治生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评论家曾反复提到过它)——是否任何一种生活都是真实的。
故事片是伴随描述纪录而来的，而问题就是：它自己的内核又是什么？

《守夜者的观点》(Z punktu widzenia nocnego portiera, 1979)对故事片的投入将基耶斯洛夫斯基和"道德焦虑电影”(the Cinema of Moral Anxiety)运动时期的同辈人区分开来，这项运动随着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的 《伪装》(Camouflage)和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的 《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均为1977年)这两部电影的问世而开始，并刻绘出官方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由哥穆尔卡(Gomułka)的继任者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对“讨论会”作出的口头承诺，与腐败成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对于把电影讽刺的潜在价值作为《十诫》的基调来解读的倾向，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