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柏尔修斯飞向另一个世界(3)

我们不得不自我发问：凭借模式化的记忆与僵化的符号，徒劳地以不同名字加以区隔，我们如何能够搭建起一座不同的新城？把不断填充自己空壳的狂热当做美德，在日复一日的堆积中作茧自缚，我们如何能够阻碍城市的虚胖式扩张？
我们知道，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并非幻想。

▲法国艺术家Thomas Lamadieu对城市天空的再创造
自我的寓言：如何在城市中安置个人主体性
人如何生活在城市中？人如何参与城市的建构，并同时被城市所建构？从村庄走向城市，在新的环境之中，人的主体性又该如何安置？
《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作为讲述者串联起各式各样的城市，却从未提及自己的故乡之城威尼斯。面对可汗的质问，他付之一笑：“为了区分其他城市的特点，我必须总是从一座总隐于其后的首要的城市出发。对于我，那座城市就是威尼斯。”如同小鹅第一眼见到的事物会被它视作母亲而倚赖追随，城市也关乎我们的“根”，作为“世界的隐秘支点”支撑起精神的故土和思维的疆域。
生于斯、长于斯，外界的风景向内转化，构成了我们思想的底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蜗居在隔绝了自然与真实他人的封闭空间，在自言自语式的思辨与表演中，终于走向自我夸耀与自我否定的内部循环。而在卡尔维诺的另一部作品《马可瓦尔多》中，作为从村庄到城市的过渡性形象，城市小工马可瓦尔多，集一家五口住在狭小的居所，目光所及却有墙缝的蘑菇、公司的绿植、霓虹灯上方的月亮，在充满市井气息的互动之外呈现出一种自然滋养下的浪漫人格。不同于地下室人自我封闭的盲目与狂乱，马可瓦尔多表现出一种特殊而珍贵的“自然状态”，从机器般的城市中脱离出心灵超越的自觉。
对于生长于现代城市的人们来说，这种心灵超越的自觉已然成为安置个人主体性的必要条件；当人们追随着城市机器高速运转而不知所往时，回望往昔，我们更需要从“马可瓦尔多”这一古典形象中寻找一些惊醒的力量。我们从村庄走向城市，但自然不应当被从“人的环境”中抹去——自然的丧失与城市的自噬、精神的枯萎，本是一体两面。
科技飞速发展的力量使人意乱神迷，恍然弹指间，河流、田野与山脉已是如梦的往事。文明取代了蒙昧，又过犹不及地压过了属于人类的浪漫情感，不知不觉中，工具理性压过了价值理性，成为了主宰生活的新神明。以商品生产、货币商贸为中心，以效率、欲望为中心，可以搭建起普遍意义上的城市，但绝非以“人”为中心的城市。“人”在这里，是面目模糊的工人，是冗长流水线上的某一环节，与机器上逐渐磨损的零件别无二致；“人”是等待戈多的流浪汉，是房间里的大象，是推销员变成的甲虫，“人”可以顺从地异化为一切事物，却唯独不能够成为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