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对日本的战后一代而言，在后记忆中回忆那些士兵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那些人也是战争的施害者。根据国际法，日本军队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行和无数野蛮行为。但是，虽然他们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为了我们而战斗、被杀和牺牲。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法否认；个人家庭的逻辑和政治逻辑间的矛盾无法忽视，让后记忆无所适从。“我的家人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父亲再卑鄙，也是父亲。”“保护爷爷！”一方面想要维护亲人，另一方面又渴望了解真正的家庭历史，个人忠诚与历史真相的困境，正是战后一代人战争遗产中的核心问题。
后记忆之所以对日本战后而言非常复杂，还因为代际间的亲近性和依赖性。长久以来，家庭都是父权体系，具体到日本，更是与长子身份和由性别、年龄定义的权威关系有关。因此，年龄层级和年龄准则在战后的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战后日本继续将孝顺长辈作为美德，对批评家长的权威深恶痛绝。虽然家庭的法律架构已在1947年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家庭道德准则的变化相对缓慢。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大多数战时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拥有户主的权威，与早已结婚的子女和孙辈一起，数代人同堂而居。这类跨代际家庭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当时的日本社会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有限，而在以资历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下，年轻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平息家庭纷争需要投入的感情，通常包括服从由年龄和性别定义的权威。同时，家庭遗产是一项重要的身份来源，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其他道德权威的来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
那么，1960年和1968年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或许就如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一样昙花一现，并且仅局限在那代人的极小一部分之中：据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估算，只有5%的年轻人参加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而这些参与者中，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政。或许正是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尽管战后几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变化，但是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却没有依从同样的趋势。这种代际亲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现在：每五个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长大——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这个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代际亲近性的历史背景，在理解战后日本的家族记忆上具有绝对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传递情感记忆的有效性。从那些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成年人的证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1）家族历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形象来填补；（2）他们通常倾向于把战时的父母描述为无助的，因而大体上是无辜的；（3）战争经历，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