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5)

我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他曾是（中国东北）造币厂的一名官员……不得不去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工作。有一次，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了重伤……有些苦难甚至都没法讲出来。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大竹恭子）
第二份证言中的真由美也从来没有听到父亲谈过战争。她声称，关于父亲的军旅生涯是通过母亲了解到的。她知道他身上遍布枪伤，且清楚地记得全家出去玩时，他的骑马技术让她们大吃一惊，还有有人碰巧用中文问他什么时，他能用中文回答。真由美曾好奇，当父亲拒绝军队的抚恤金、拒绝唱军歌时，这种反战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父亲从来没提过战争。对于那场战场，他唯一教给我的东西就是大腿上的伤疤和内心诡异的阴暗面。现在我做了母亲，也不希望儿子背负我父亲的精神负担。
我想让我儿子知道那种负担和阴暗意味着什么。他应该会想见见他外公。（岸田真由美）
在第三份证言中，贤对父亲在战争结束前战死在吕宋岛（菲律宾）感到很悲痛。1937年，他父亲首度被征召入伍，但贤也在证言中特意提到，父亲在中国并非作战人员，而是在上海的军需处担任无军衔的官员，因此没有犯杀人罪。
第二次被征兵时，他告诉我母亲，这次他也许无法活着回来了……我不敢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感受。父亲，你痛恨战争，厌恶军队。我一定会把你的日记传给你的孙辈和重孙辈。我们绝不会让几百万人白白牺牲。（熊川贤）
贤对父亲的记忆完全来自母亲及父亲的日记，因而与他们的说法完全契合。他十分忠于那份摆在他面前的叙事，并发誓要把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反战信息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中相当重要的一方面，贤相信他是在完成一项父亲无法继续的使命。他将和平主义信息同父亲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名后记忆的承载者。贤是在用他的后记忆制作一本家庭相簿。现在，这本相簿已经同家庭遗产和身份融为一体。
日本再造了许多类似贤和真由美这种有关战争经历的后记忆，其推动力是他们怀有“铭记历史的责任”与坚定的反战承诺。很多战后的子女都“记得”通过这种方式，铭记着父母在空袭、原子弹爆炸、忍饥挨饿、穷困潦倒的无助经历。其他全国性的惨剧来了又走，有些要超过亚洲—太平洋战争对战后一代的直接影响，但是“那场战争”和1945年，依然是权衡道德正直度的指示物和战后道德认同的牢固支柱。这条反战信息已固定成为家庭相簿中被一致拥护的高尚教训。它为一场可怕的事件提供了连贯性、完整性和解脱感，将记忆变成了一条意涵丰富的家族信条。父母和祖父母的叙事一旦被整合到家庭遗产中，便很少再会被质疑历史细节的准确性。战后几代人的后记忆代表的是一种对家庭团结的肯定和对遗产的道德承诺，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