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3)

我父亲曾是皇家海军的职业军官，爷爷以前也是皇军部队的职业军官。但是战后，他们都遭到了整肃，经历了一些苦难。
父亲不怎么谈论战争，但他似乎一度负责为鹿儿岛（知览町）的神风战机导航。他是侦察机飞行员，但在鹿儿岛湾被美军打了下来……他摔碎了髋骨，但设法从沉没的飞机里逃了出来，然后被一艘渔船救起。我觉得他后来一直在努力（做个好人）。（佐久间洋一）
创伤记忆在家庭中“默默传递”，需要子女以父辈乐观、正面的形象来填补空白：第一位女性弘子期望着，或许她父亲从没与“禽兽们”一起在中国强奸、掳掠和杀戮；第二位女性真理子希望，父亲不再杀戮的决定让他可以从痛苦的经历中有所解脱；最后一位讲述者洋一在战争结束六十年之后似乎仍不知晓父亲和祖父曾经是“施害者”，哪怕两人都受到了美国占领军的整肃。他父亲在派遣（神风突击队）飞行员执行自杀任务方面该负多少责任，也没有得到解答。代际间被压抑的对话让这位儿子希望，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无辜多于有罪，或许通过在战后努力过上正直的生活而获得救赎。这三个孩子都强调了各自父亲的无助：是“一名下等兵”，对“营里发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齿”，或者“被美军打了下来”。这些证言中提到的脆弱和伤痛，恰好完全呼应了前一部分那些老兵的证言内容。
“好父亲”这个主题，不断在很多子女的证言中出现，证明了家庭历史的持续修复。下面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儿子，在写到各自的父亲时，将他们塑造为被战争的可怕经历改变的好人。第一位讲述者隆雄知道，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发生时，他父亲身在南京城，但是并不清楚父亲参与犯罪的程度有多深。第二位讲述者清志在成长期间，父亲发誓要弥补自己在当兵时浪费的时间，因此尽职、努力地工作，他对此感到十分钦佩。然而他父亲后来开始做噩梦、精神崩溃，被惨烈战争的记忆反复困扰着，还开始殴打妻子。
我父亲当时在南京是一名运输员工。我听说他是个好父亲，但在听闻并阅读那些老兵的证言之后，了解到各种掳掠、放火、强奸、处决和生物实验后，我不得不好奇他是否参与过……我对此心情有些矛盾。
我们一定不能让子女和孙辈再被送去打仗了。立场坚定（反对战争）就是对我父亲的纪念。（樱泽隆雄）
我父亲性格温和，以前从不喝酒，后来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家庭破碎了。我母亲精神痛苦，饱受折磨。我父亲一直被战争囚禁着，并在几年后去世。
肯定还有很多像我父亲一样身体和心灵遭受了严重创伤的老兵。所有卷入战争的人都是受害者。（及川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