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2)

一个日本侵华士兵的相册“他是个好父亲”
在探究战后家庭应对黑历史和制造战后身份的策略时，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萨宾·摩勒和卡洛琳·恰格瑙引入了家庭相簿的概念，借指人们为家庭成员构建的正面形象，以此来防止负面家族历史被暴露。在这种保护性的动态关系之下，子女和孙辈在他们的书《爷爷不是纳粹》中，用填补信息空白来抚平创口，强调了家庭成员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品德。这种独立于社会中官方战争叙事的典型特征，同样适用于对修复历史极为重视的日本家庭。不过，家庭相簿其实不尽相同。很多人以家庭成员的故事来校准自己想象出的战争故事；一些人虽然对父母的无助感到憎恶，但却认同他们曾经面临的艰难；其他人则觉得自己要编造父母遭受的压力和伤痛。韦尔策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孙辈更容易将战时一代“英雄化”，不过目前在这方面，针对日本孙辈一代的证据并不多。
在下面三个例子中，“婴儿潮”一代的成年子女讲述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的那些有关父辈从军生涯的故事，以及他们自己如何看待父辈的战后生活。他们没有免于听到父辈的战争是一场可耻的事件，但这些子女依然声称对父辈的罪责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在谈到父辈遭受的苦难时颇具防御性，并指出他们的父亲在战后一直在努力过上正直的生活。
二十岁时……我才吃惊地发现日本军队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我记得父亲曾经在中国东北地区待过，于是就去问母亲。她告诉我，父亲是这么说的：“日本军队吹嘘伟大的大和精神……但它的所作所为却禽兽不如。他们在中国到处强奸妇女……”她说，他很生自己的气，并且对于自己作为一名下等兵，无法阻止这一切而感到耻辱。我听了之后，很庆幸我是他的孩子。（黑木弘子）
小时候，我从没听父亲谈起过战争。如果电视上在播战争影像资料之类的东西，母亲会默默把电视关了。这类事情告诉我，战争一定在我父母正值壮年的人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1951年出生之后，父亲发誓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杀戮。他战前曾在县里的畜牧部工作，后来再也没有回去。我母亲也再没有教书。
只有一次，母亲满含热泪地告诉我，父亲对于他的营里发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齿。父亲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静静地微笑了。（岩崎真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