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10)

儿童和人类发育专家发现，将父亲视为权威的子女，通常会对政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而从不这么看父亲的子女那里，则不会获得多少政治态度，也不会发展出政治倾向，且更多会给出“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因此，父母的指导在建立子女的政治性格上至关重要，对于道德性格的发展也会造成影响。同样，在对子女的道德教导方面，比如教他们不说谎，日本和德国父母的参与度要低于美国和韩国。真实性的道德权威度较低，在日本尤为明显（水平大约只有德国的一半）。在这方面没有接受过多少引导和指导的儿童，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学会自信地长大，也不敢冒险超越家庭和国家留下的遗产。
2006年，几乎一半的日本人认为，有关战争责任的讨论和行动远远不够，并且觉得此类努力应该继续下去。在很多方面，跨代际的历史修复工程放大了还未处理完的战争道德和政治责任。不过，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先锋在努力冲破结构性无助感的怪圈。很多活动分子和志愿者就在为亚洲战争的受害者—如慰安妇和被强迫的劳工—竭力伸张正义。很多人在NGO（非政府组织）担任志愿者，为中国和韩国原告的诉讼提供支持，很像本书第一章谈到的那些为家永审判提供过支持的志愿者。此外，一些施害者的后代还主动替先人赔罪，并公开讨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比如仓桥绫子、牛岛贞满、驹井修。随着目击者一代纷纷离世，关键人物的战争故事现在开始被后代重新讲述，而他们会出于各自的需要，对战争叙事进行重塑和改造。而传承记忆的任务转手之后，战争叙事的形态、规模和强度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民族创伤的新保管人或许会竭尽全力地审慎评判自己的历史，避免自我免罪的倾向，通过这些努力，他们或许能获得勇气和安全感，来重新改变日本对历史的暧昧态度。
（本文摘自桥本明子著《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