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9)

仔细分析本章中的证言会发现，对于战后的一代代人而言，把视野放得更大些——这一点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其危险之处在于一种深切的无效感或者无助感，而这种感受已经通过家人的战争故事被他们深藏在了心中。像父母那样，战争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压倒性的让人感到害怕。他们仓皇地意识到，如果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中，置于父母曾经生活的极权主义和军权主义社会中，坦率地讲，他们也不会有魄力做出不同的举动。因此，当人们感到自己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时，无助感便会驱使他们假装冷漠无情。由战败叙事造成的这种普遍的无效感，部分构成了战后一代人狭窄、非政治的视野。在他们身处的地方，只有部分信息被表达出来，目的是避免他们了解到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但具体到他们身上，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内容并非指七十年前那场真正的战争，而是说，他们意识到如果面临同样的“杀或被杀”的困境，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令、质疑过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剪掉了民众的利爪，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
结构性无助的重要性，通过比较日本和英国的战争证言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后者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效能。与日本相比，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1世纪初期向各行各业的人采集的证言，具有典型的坚忍特征，继续向前的决心和对胜利的乐观。就连他们谈到遭遇空袭时，也不会对苦难着墨过多，讲起来既没有大惊小怪，也不自我怜悯，而是团结一致地支持正在打仗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没有发誓要和平，或者宣称永远不会再打仗。很显然，胜利者似乎没有被战争带来的权力剥夺感所拖累。
最近几十年的日本社会，新一代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都比前一代更低。在今天的高中生群体中，大部分人（84%）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白活在人间），嫌弃自己不够聪明、可爱、有原则和自给自足，比例远超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同龄人。而且，对于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年轻一代的态度十分暧昧。据报告显示，在很大程度上（47%）说不清是否爱自己的国家。这些战后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成长于一个严重依赖权威服从和遵守规范的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激励，也没有多少余地来超越他们被划定的社会和家庭界限。因此，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的自我实现变成了创造自己的模糊区，一种介于是否、黑白之间的道德模糊区，以此来应对从父母那里承继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很像精神病学家野田正彰所谓的“无冲突”公民的形成，这类人怯于批评权威，结果甚至都失去了思考冲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