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8)

我父亲出身贫寒，所以在军队当了官之后，他肯定很喜欢那种耀武扬威的感觉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一天没听他讲那些神气活现的战争故事。他说他曾经砍过中国敌人的头；他说他曾让一只狗吃掉一名囚犯……他兴致勃勃地讲，连一丝反省都没有。他就是个恶霸，但我们那个土里土气的小镇还很尊敬他，因为他当过军官。（匿名）
日本社会学家福间良明发现，战争经历的传递行为（继承）有很多种方式，有些牵涉痛苦的自我批评，其他则是令人感觉美好的怀旧。在这种意义上，传承战争记忆本身并不一定让大家都感到悔恨，也有可能非但无法增加代际间的亲密，反而会引发恨意，破坏关系（断绝）。前面的例子揭示出，随着子女逐渐开始痛恨父母无力反思和反悔战时的暴力行为，代际关系会产生断裂。这类代际摩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运动及和平运动的年轻人中间，他们从越南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亚洲遭受的日本侵略中，看到了类似之处。
最后，另一组为上述证言提供比较的案例，来自战时重要领导人的成年子女为《文艺春秋》这类保守派月刊的纪念特刊撰写的评论。这类有关公众人物的私人故事倾向于淡化父辈的结构性权力地位，转而描述一种“不失尊严的无助感”。语气始终充满同情和体恤，避免对在世的家人造成伤害：一位充满爱意的父亲，在一场他反对的战争中被杀（山本义正）；一位体贴周到的父亲曾希望停止战争，而且总会哀悼那些死去的部下（今村和男）；一位可爱、潇洒的父亲不得不参加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悲惨战争（西泰德）。战争的主要内容是冷酷无情的暴力，实质上被隐藏于照在英雄父辈身上的聚光灯之后的阴影中。这些故事暗示军事机构中有很多反对战争的好人，并将其有权有势的领导人变成了一群富有爱心的居家男人——符合战后社会价值观的英雄形象。
家庭归属感和结构性无助感
“世界并不会以‘构思精巧的故事’这一形式呈现自身。”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本章中的战争证言只是一面之词，甚至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它们要传达的是经过选择的战争记忆，其组织编排的方式，对于叙述者而言，会产生意义和连贯性。它们也并非对现实的如实描述，而是经过重新组织的叙事，为的是让我们的自我认知具有连贯性，引发情绪上的共鸣。因此，我们很容易指责本章中节选的这些狭隘、自我的叙事带有自利偏见，只记得家人的痛苦，却忽略了战争中数亿亚洲受害者遭受的苦难。然而，这些单方面的叙事，也可被认作足够清晰的个人故事，在修复个人历史的伤口时，有助于稳定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避免同外部世界产生危险的政治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