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5)

这种介于卖淫、纳妾和婚姻之间的暧昧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日本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特殊风气，其对象不仅限于华人男性。很多出生在贫穷内陆的日本女性，试图通过嫁给富裕的年长男性以便在繁荣的港口城市立足，而这些年长男性中有很多是外国人。殿冈阿末是另一个戏剧化的例子。阿末1875年出生在横滨附近的静冈县，很小的时候就随母亲来到了横滨。1892年前后，她成了一个名叫“阿冲”的中国老板的情人。后来，她又遇见一个在美国军舰“奥林匹亚号”上服役的水手乔治·F.亨利（George F.Henry）。亨利离开日本参加美西战争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本木偶戏艺人身上。在这期间，她在中华街经营一家名为“朝日旅馆”的沙龙兼妓院，直到1899年7月17日被一个美国情人残忍杀害。并非所有的这类关系都以悲剧收场，正如后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很多中日跨民族婚姻即使存在经济、代际和文化差异，仍然造就了稳固的家庭。
另外，有些学者只回溯性地看到了这座城市中日本人和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的相互鄙夷。植田捷雄宣称：“大部分华人思想不开明，粗俗，沉溺于鸦片和赌博，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之感到厌恶。”这个说法与北美人对华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华人大多数沉迷于鸦片和赌博。然而，日本警方的记录不支持这种判断。1872-1876年，神奈川县记录了688起华人犯罪和2719起欧美人犯罪。考虑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华人的犯罪率只有西方人的1/4。
这种主观印象和客观记录间的出入，可能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人态度转变的结果。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看法和举动明显恶化，日本媒体也掀起了一场将大清帝国野蛮化的运动。用基恩的话说，其后果就是“浮世绘、流行歌曲和战争剧都在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是落后的、懦弱的，甚至是可鄙的，他们不配做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
把中国说成是落后的，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于西式进步的激进性认同。在外交领域和知识界，这种贬低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流行；新兴的日本大众媒体，则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这种情绪。印刷量巨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浮世绘生动地传达了这一信息。日本人被描绘成坚毅、高大、高尚的形象；相反，中国人则奸诈、懦弱且卑鄙。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人不再被描绘成和蔼可亲的阿茶先生，而是“狰狞的亚人类生物，被吓得瑟瑟发抖”。战争期间，各种针对中国人的负面的、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语也大量涌现，包括“清清”“中国佬”“秃头”“猪尾巴”等。这些词语的起源虽然不太明了，但无疑都是贬义的。日本知识分子显然认可这些描写。文学期刊《早稻田文学》赞扬这种“同仇敌忾之心”，因为这“传达给他们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身为日本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