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4)

中国商贩把头发盘在头顶［中国男人扎长辫子是为了表示他们服从清政府——本书作者注，后同］，挑着和他们差不多高的箱子，用蹩脚的日文叫卖，显得非常有趣。他们通常是来卖丝织品的，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叫他们“阿茶先生，阿茶先生”。战争开始后，日本人的敌对和蔑视情绪才逐渐升温。但这绝非日本人民天生对中国人产生的情绪。
日本观察者所使用的词语，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从政治中立的称谓“清国人”，到指涉民族性的“唐人”或“南京人”，再到带有贬义的“支那人”。恰恰是“阿茶先生”一词的继续使用，意味着平民百姓继续保留着对华人的良好印象。
除了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外，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婚和恋爱，也多少柔化了彼此的边界。日本法律并没有像在美国排华时期的某些州那样，明令禁止与华人通婚。相反，华人和日本人的通婚非常普遍，因为横滨华人社区里的未婚女性数量稀少，单身汉却泛滥成灾，比如1893年，这里有2415名华人男性，华人女性却只有910人。嫁给华人的日本女性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人，因为1950年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本国女性自动转而拥有与丈夫一样的国籍。
出生于横滨的中国革命家冯自由（1882-1958）回忆，跨民族的恋爱关系普遍存在，而且后来会演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英文报纸《日本每周邮报》（Japan Weekly Mail）的编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指出，与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相比，在横滨，“中国人……通常会娶一个日本女人，并且永久定居下来”。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证实，在华人丈夫回国的时候，有的日本妻子会随行，剩下的则在死后按照中国的礼仪葬在横滨华人的墓地里。
即便是短暂同居，如果育有子女，也算是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比如1893年9月横滨的报纸《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和日本的跨国家庭数量在增长。该文章称，在那里住了1300多个日本人，其中只有1/10是男性；大多数日本妇女是华人男性的配偶（被称作“南京妻”），其子女全部被登记为中国人。
华人男性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应该被解读为简单的社会亲密度和融合度的指标，也不是没有产生流言蜚语。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882-1923）在1916年《东京朝日新闻》的专栏中描述过一个典型案例。他说自己见了一个名叫伊藤阿清的女人，她住在中华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由做过南京妻的继母抚养长大，从小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混血儿。后来阿清自己也成为一位有钱华人男性的南京妻，那个男人比她大45岁。她认为这种关系在当地日本女孩看来很正常，而这种结合是由一个地下媒人安排的。在阿清生了一个女儿后，她就和继母一起，向这个老男人索要礼物、借钱，并在他生病后抛弃了他。据鹿目说，阿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反倒是鹿目显得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