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3)

横滨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国际主义，但它被民族差异缝合在了一起，这种民族差异产生于一套崛起的全球体系，该体系将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封闭工具。人们从自己与所属国家的排他性关系中获得了居住权和经济活动权。在通商口岸，早期的华人移民登记在其西方雇主的合法身份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中国国民，但在日本享受和西方人相同的特权。相反，德川幕府时代长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依赖明朝或清朝，或其他任何政府的保护或承认。19世纪，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变化，使国籍成为包容和排斥的关键，也改变了移民的意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以民族标准来决定国籍的地方，移民很难摆脱外族的身份，这也是横滨中华街长期存在的核心因素。
接受民族国家为国家主权的范式，并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过程。在日本，其法律体系先发生改变，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却是在后来几十年慢慢形成的。在中国，这一过程恰好相反，社会运动激起了民族意识，接着倒逼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推动了中日两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居住在横滨的华人移民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自觉的、统一的华人群体；华人个体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通商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在经济上则根据方言组成不同的群体。

2005年3月，横滨中华街一个略显喧嚣的周末夜晚
华人形象的崩溃
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狂欢，提升了国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胜利激起了日本人的自豪感，加剧了他们对倒霉的中国对手的鄙视。当然，日本人对华人的看法是多样和多重的，但当他们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观点却趋于一致。当这些形象开始对华人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时，华人也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看待。
战前，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崇拜。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中日开战之前，在日本的中国使节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这在提供给欧美政要的豪华娱乐活动中是见不到的。”但这种热情友好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蒲地典子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明治时期日本普通人对中国的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友好、羡慕、怨恨和蔑视”。但在横滨，因为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华人和日本人之间显得亲密且友好。基恩认为，现有资料显示“横滨的华人商贩‘非常受欢迎’”。另外一段回忆的文字也能印证这一点：